周作人的文字，读了不少。他最好的文字，当是《知堂回想录》。寻常文字，漫不经心地调出别样滋味。用绚烂之后归于平淡这类的用词，是不当的。曾几何时，周作人以文抄公自诩，抄抄讲讲，串串连连，借力发挥，文字本就少绚烂处。到了老年，他的文字功力日深，有老僧雨夜闲谈的格调，不是寻常之辈可以拿捏得当的。

周作人说：“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不过，他的一位亲戚却声称，在周降生前看见了一个白须老人。后来就有传闻，说这个新生子是老僧转世。周作人想来也是认同此说的，五十年后，他写自寿诗的时候，还不忘这个由来已久的典故，他说：“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知堂回想录》的末一段，周作人写道：“我是一个庸人，就是极普通的中国人，并不是什么文人学士，只因偶然的关系，活得长了，见闻也就多了些，譬如一个旅人，走了许多路程，经历可以谈谈，有人说‘讲你的故事罢’，也就讲些，也都是平凡的事情和道理。”喜欢周作人的这段话，口气仿佛自家爷爷。爷爷的故事就讲完了，听懂没听懂，会意不会意，爷爷本不在意。

周作人在意什么呢？他在意自己所记录的都是事实，绝对没有“诗化”的部分。这是他在后记中一再申明的。而周作人写文，却喜用“麻胡”两个字。

看来看去，“麻胡”原来有糊里糊涂，蒙混过关的意思。周作人之所以过日子“麻胡”，是因为有人罩着，这人当然是长兄鲁迅。周作人写道：“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无论什么事都由他代办，我用不着自己费心……”这种“麻胡”的生活状况，一直到鲁迅回国才结束。如我一般的人，之所以不敢糊涂度日，确是因为没人罩着。于是便很艳羡周作人的“麻胡”生活，因为生活自由自在了，文字才会有空灵的气韵。要是没有鲁迅在外替周作人遮风挡雨，周作人的文字哪来这般闲适自如。所以，“麻胡”意境可遇不可求。

兄弟俩曾意洽融融，他们在日本一起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周作人管翻译起草，鲁迅负责修改誊写，阴冷的冬天，兄弟俩不会感到困乏或是寒冷，而是很有兴趣地说说笑笑。然而，相比鲁迅深夜挑灯的严肃认真，周作人就“麻胡”许多了。他缺少鲁迅那种把译书视为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更多地是出于兴趣，有时就不免消极怠工。这当然惹恼了鲁迅，有一次，鲁迅“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了几下，便由许季茀（按，即许寿裳）赶来劝开了。”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下了名篇《纪念刘和珍君》，文中称赞中国女子干练坚决，有百折不回的气概。周作人也著文《新中国的女子》，指责政府残杀学生的行为。他还写了几幅对联缅怀殉难者，其中一幅是：“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对女性和孩童，周作人有着天然的同情和关爱，他曾明言“平生有所爱，妇人与小儿”，哪怕评述家人都怨恨的祖父的姨太太潘氏，也是一样悲天悯人的态度。

他说：“她的为人说不出有什么好坏，虽然家里的风暴普通总归罪于她，这实在也给予祖母母亲以无限的苦恼，所以大家的怨恨是无怪的。但是由我看来，以平常的妇女处在特殊的环境里，总会有这种的情形，这是多妻的男子的责任，不能全怪被迫做妾的人，以一个普通的女人论，我觉得是并无特别可以非难的地方。”他曾做过三首花牌楼的诗，其中一首讲到潘姨太太，有“中年终下堂，漂泊不知处”句，字里行间，充溢着同情与惋惜。

还有一件遗憾事，是周作人难以释怀的。姑母德姑太太的女儿珠姑，为兄嫂所迫，走投无路嫁一茶食店伙计为妾，后被大妇凌虐，卖入娼寮。民国元年，珠姑特地派人和母族接洽，希望今后能来外婆处走动，被鲁老太太拒绝了。对这件事，周作人替母亲做了如下反思：“摆起道学家的面孔来，主张拒绝，乃是绝不应该的，正是俞理初的所谓虐无告也。回想起这件事，感到绝大的苦痛，不但觉得对不起大姑母，而且平常高谈阔论的反对礼教也都是些废话。”伯兰特·罗素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他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周作人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悲悯情怀。

一夜的苦雨，加上一夜的苦茗，能浸泡出好的文字么，我是不信的。说周作人，能谈的还有许多。窗外的雨时断时续，苦雨斋的某个夜晚也便如此吧。

2011年6月2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