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區分“因言獲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

李鍾琴

在寫作《致命文字——中國古代文禍真相》一書時，我曾經爲如何區分“因言獲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困惑。在中國史不絕書的文字獄案例中，有的人確實存心譏刺時政，有的人確實故意謗讪朝廷，有的人確實心懷怨望，有的人確實具有異端思想，也有的人確實與當時的腐朽政府爲敵，撰文號召推翻現政權。特別是後者，到底應視爲文字獄，還是應視爲“謀大逆”（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顛覆國家政權罪”）？

多年的學校教育，使我在遇到困惑時習慣性地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爲指導。我打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12月第一版），開篇便是馬克思在1842年寫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這篇文章使我頓開茅塞。

當時，普魯士政府公布了臭名昭著的“書報檢查令”，其中有這麽壹段話：“但是對政府的措施所發表的見解，其傾向首先必須是善良的，而不是敵對的和惡意的；爲了對二者加以區別，就要求書報檢查官具有善良的意志和鑒別的能力。與此相適應，檢查官也必須特別注意准備出版的作品的形式和語調，如果作品因熱情、尖銳和傲慢而帶有有害的傾向時，應禁止其發表。”

馬克思一針見血地評論道：“這樣一來，作家就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義的犧牲品，遭到了懷疑的制裁。”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反對傾向的法律，即沒有客觀標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義的法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6頁）

因爲，要正確判斷“對政府措施所發表的見解”的“傾向”是善良的還是“敵對的和惡意的”，卻並非易事。因爲這裏面並沒有什麽客觀標准，只能靠檢察官的“意志和鑒別能力”。“意志”一詞用得很妙，這就說明，判斷一部作品“是善良的”還是“敵對的和惡意的”，只能憑當權者的主觀意志。因此，即使作者的本意是“善良的”，而統治者及其文伥們非要認爲是“敵對的和惡意的”，那麽，作者就一定是違法分子了。可見，統治者制造文字獄並沒有客觀公正的法律標准，全靠其主觀判斷，即馬克思所說的“意志和鑒別能力”。

馬克思在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貢獻，是說明了應該如何區分“因言獲罪”和“顛覆國家政權罪”。馬克思指出：“凡是不以行爲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爲主要標准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爲的公開認可。”

換言之，是否“顛覆國家政權罪”，不應看當事人說了什麽寫了什麽，而要看他有沒有“顛覆國家政權”的實際行動。判定是否有罪，不應看人的思想方式，而應看人的行爲方式。

譬如，有人爲了發泄憤懑，高呼“我要殺人”，難道就因此判他個故意殺人罪嗎？

清末最後一起大文字獄——“《蘇報》案”，就是比較典型的壹例。章炳麟、鄒容等在《蘇報》上撰文宣傳“排滿革命”，就“革命”、“共和”、“君主立憲”等政治問題發表見解，號召推翻滿清政府，結果被清政府指爲“大逆不道”，竟准備將二人逮捕後淩遲處死。由于“《蘇報》案”的審理是在各國公使的監督下進行的，以“謀大逆”定罪難以服衆，清政府遭到了各國輿論的譴責。章炳麟、鄒容的律師在辯護時認爲章、鄒二人僅僅是寫了幾篇文章，並沒有“謀反”的行動，因此不能按“謀大逆”之罪判刑。在世界各國的壓力之下，清政府也找不到適當法律條文來重判章、鄒等人，只得含糊其辭地判章炳麟有期徒刑三年，鄒容有期徒刑兩年，匆匆結案。

像這樣僅僅以章、鄒二人的“思想方式”爲罪證而置之于法的案件，也應當屬于文禍的範疇。因爲這種情況，非常適用于馬克思的理論：“凡是不以行爲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爲主要標准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爲的公開認可。”

章炳麟、鄒容的反政府言論，仍只是其“思想方式”，屬于持不同政見者。如果他們沒有實施具體的“謀反”行動，政府便以其言論定罪，這不折不扣地屬于“因言獲罪”。

只以人的思想方式來定罪，是“反對傾向的法律，即沒有客觀標准的法律，乃是恐怖主義的法律”。馬克思總結得多好啊！
    

（注：《致命文字——中国古代文祸真相》，李钟琴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出版发行，定价29元，全国新华书店经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