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钟琴

崔浩史祸，是南北朝时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也是继齐太史兄弟史祸之后的又一起大史祸。

（图：崔浩画像）

崔浩，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山东武城西）人。生年不详。崔浩的家族，是当时号称北方第一士族的清河崔氏。崔浩的的父亲也是北魏的大臣，极有名望。崔浩富有文韬武略，北魏明远帝时，崔浩便参与军国大事，初拜博士祭酒，后累官至司徒。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灭赫连昌，败柔然，取北凉，他参与策划，颇立功勋。后被封为左光禄大夫，加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身历三朝，位列三公，崔浩堪称是北魏太武帝的第一重臣。

拓跋焘曾对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可见崔浩当时极受太武帝宠信，权倾朝野。

公元429年，北魏尚书郎邓渊撰《国记》十余卷，未成而止。拓跋焘遂命崔浩与邓渊之子、中书侍郎邓颖，中书侍郎高允等续之，修成《国书》30卷。

书成后，最善溜须拍马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便来讨好崔浩了。因崔浩增注过《易》、《论语》、《诗》、《书》，闵湛、郗标便上疏太武帝说：《易》、《论语》、《诗》、《书》虽曾有多人作过注，但都不如崔浩注得精当。请皇上下令，收禁境内诸家注本，一律使用崔浩所注的书，令天下书生们学习。并请皇上下令，让崔浩注《礼传》，以使天下的学子们能够学到正确的解释。

崔浩被人这么一拍马屁，心花怒放，于是投桃报李，上疏推荐闵湛、郗标“有著述才”。闵湛、郗标又劝崔浩将所撰的《国书》三十卷镌刻于石上，立于路旁，“以彰直笔”。崔浩闻言，欣然同意，于是大招工匠，将《国书》刻于石碑之上，立于郊坛东，占地方圆百步。崔浩以为，将《国书》刊于石碑之上，可以使他的著述永垂不朽。后人可得代代诵之，实乃莫大之功业。

中书侍郎高允（390年—487年）闻讯，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郗标乃讪媚小人，他们替崔浩出的这个主意，恐怕会给崔门带来万世之祸，我们只怕也难免一死啊！”宗钦不解其意，亦不以为意。

石碑刻好后，列于衢路，往来者莫不驻足诵读，遐迩尽知，影响颇大。

北魏政权是我国北方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公元四世纪初，游牧于今山西北部、内蒙古等地的拓跋部建立代国，后为前秦苻坚所灭。公元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崔浩等人撰写的《国书》即北魏的发展史，他将拓跋氏先世之事写得极为详细，鲜卑族的官宦子弟们看了，大为震怒，认为崔浩不应把他们老祖宗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耻辱的历史都抖露出来，并且刻石立于路旁。于是，相约来到拓跋焘面前，告崔浩存心不良，借修史“暴露国恶”。拓跋焘也很气愤，乃下令逮捕崔浩及参与编著《国书》的人员。

那么，崔浩在《国书》中究竟暴露了些什么“国恶”呢？据后人分析，这些“国恶”主要有三点：

一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祖父拓跋什翼犍为代王时，被前秦苻坚打败逃往阴山。拓跋珪的父亲拓跋寔想投降前秦，竟把拓跋什翼犍捆缚起来献给前秦，作为向敌国投降的见面礼。儿子将父亲绑起来献给敌人，这的确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苻坚也觉拓跋寔缚父请降乃不忠不孝，便下令将拓跋寔流放到蜀地。

二是崔浩在《国书》中披露，拓跋寔投降前秦，后来死于长安，道武帝拓跋珪是拓跋寔的遗腹子。而据《晋书》、《宋书》、《齐书》记载，拓跋珪却是拓跋什翼犍的儿子。原来，拓跋寔死后，其妻贺氏又被公公什翼犍娶为妻子。拓跋珪出生后，就被人当成什翼犍的儿子了。拓跋珪到底是谁的儿子，可能是一本糊涂账。如果他真的像崔浩记载的那样是拓跋寔的遗腹子，那么，他的母亲同时也是他的祖母，他与父亲又成了兄弟，他得称呼自己叔叔了。俗语常说的“自己叫自己二大爷”，看来是有典故的。

第三，拓跋珪的爷爷什翼犍娶了儿媳妇，拓跋珪做了皇帝之后，又娶了他的姨妈为妃。《国书》将这个事也记了下来。

在西汉时期，北方的匈奴民族就有收婚继婚的习俗，老单于死后，老单于的儿子可以娶老单于的小老婆为妻，这叫“父死，妻其后母”。比如，王昭君嫁给了匈奴呼韩邪单于为妻，呼韩邪单于死后，其长子复株累单于又娶王昭君为妻，王昭君还为复株累单于生了两个女儿。这在当时的匈奴人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鲜卑族在东汉时期曾受匈奴族的统治，肯定深受匈奴民族的影响，也有父子、兄弟收婚继婚的习俗。所以说，北魏太武帝老祖宗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也算不得是乱伦丑闻。

不过，到了北魏太武帝时期，经过与汉民族的融合，鲜卑民族也认识到“父死，妻其后母”的行为不好，所以都对拓跋氏先世之事讳莫如深。崔浩不知道应该避讳这些事情，竟然在史书中如实记录下这些乱七八糟的帝王身世，怎不令皇亲国戚们恼羞成怒？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一场大逮捕开始了。崔浩全家，崔浩之弟高览、高谠全家，宗钦等参与著述者，崔浩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全族皆被捕入狱了。

那一天，高允恰好在东宫教太子拓跋晃读经，因日色已晚，便留宿太子宫中。第二天，太子听说崔浩及著述《国书》的人员满门被捕，高允也在逮捕名单之列，便对高允说：“我们现在去见皇上，你不要害怕，有我在，到时皇上若有所问，你就顺着我的话说。”

高允当时不知出了何事，便问：“为什么？”

太子说：“进去见了皇上你就知道了。”

二人进宫叩见太武帝拓跋焘，太子说：“高允一向小心谨慎，而且官职微贱。编著《国书》全是崔浩说了算，高允听命而已，请陛下赦其死罪。”

拓跋焘于是问高允：“《国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如实答道：“《太祖记》是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及《今记》，是我与崔浩合写。崔浩所负责的事情多，是主编，至于主笔，《先帝记》和《今记》部分，我写的多于崔浩。”

拓跋焘闻言怒对太子道：“高允之罪比崔浩更严重，还想活命吗？”

太子有点害怕，忙说：“高允为一小臣，见了您，惧于天威，只不过一时迷乱而胡说八道罢了。我刚才问他此事，他说《国书》全是崔浩所为。”

拓跋焘又问高允：“果真如东宫所说的那样吗？”

高允从容对道：“我罪当灭族，不敢说谎。太子殿下因为我为之讲经，可怜我，欲救我一命。其实他并不曾问过我，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敢乱说。”

高允的诚实、坦白感动了拓拔焘。拓拔焘叹了口气，对太子说：“高允太正直了！一般人做不到，而高允能做到这样，临死不说假话，是个实在人。做臣子的不欺君，有操守，应该赦免他的罪过，应该表扬他。”

于是，拓拔焘下诏赦免了高允的死罪。

不过，拓拔焘赦免高允是有条件的，他要求高允起草诛杀崔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人的诏书，此次拟诛一百二十八人，皆灭五族（父族、母族、妻族、兄妻族、弟妻族）。但高允迟迟不动笔。拓跋焘频频派人催促，高允说：“请让我再见一见皇上。”

拓跋焘遂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之罪，若还有别的罪状，非臣敢知；若仅以直书史事触犯皇上，其罪不至死！”

拓跋焘闻言大怒，命武士将高允绑了起来。幸亏太子在旁求情，拓跋焘这才消了气，说：“没有高允强谏，当还有数千口人死矣！”

六月己亥时，拓跋焘因高允之谏，重新下令：“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其余皆只诛其身。”

本来，拓拔焘想将涉案的一百二十八人处以灭五族之刑，经过高允冒死进谏，才改为只灭河东崔氏和崔浩的亲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共四个家族，其余涉案者只诛其一人，其五族皆得以幸免于难。

著作郎宗钦临刑前叹道：“高允真是个圣人啊！”

崔浩被关在槛车内押赴刑场，士兵们纷纷向他的脸上、身上撒尿，崔浩呼声嗷嗷，惨不忍睹。

当初拓跋焘命崔浩撰《国书》时，还特意嘱咐：“务从实录！”崔浩、高允等信以为真，谁知他们“实录”的结果是数百人喋血城南。若不是高允直谏，宗钦、段承根等一百二十八名参与著作者皆要被夷灭五族，那可真是“当还有数千口人死矣”！

由于太子拓跋晃的保全，高允幸免于难。几天后，太子责备高允道：“做人应当知趣，我想救你，你却不配合我，把陛下气成那样，每想到这事就令人感到后怕。”

高允说：“撰写史书，记录君主的善恶，是为了作为对后世的劝戒，所以君主才有所畏惧，做事变得谨慎。崔浩辜负皇上的期望，心底的私欲压倒了心中廉洁的一面，爱憎遮蔽了其公正之心，这是崔浩应该承担的责任。至于记载皇上起居，评论国家得失，此乃史家之大体，不算是过错。《国书》其实就是我与崔浩一起编写的，生死荣辱，我应该与崔浩一个样，不应该有什么不同。承蒙殿下您相救，有再造之恩，但违心苟免于难，并非我之所愿。”

高允虽然幸免于难，但感到心中有愧，认为自己应该与崔浩生死与共。太子闻言，不以为忤，反而动容称叹。

崔浩被灭族后，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秉政。李孝伯病死后，拓跋焘悼之曰：“李宣城可惜！”继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可见拓跋焘杀崔浩，并非因为对崔浩深恶痛绝。崔浩修史“暴露国恶”，是其遭罹惨祸的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