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徽钦二帝被金人所俘之事，宋高宗赵构讳莫如深，生怕别人谈起这段历史。绍兴十四年（1144年），赵构与秦桧闲谈时说：“靖康以来私家撰写的野史很不可信。譬如徽宗禅让帝位一事，有人竟然在野史中说是蔡攸、吴敏劝说徽宗退位的。”并指出：“史家应记录些国家大事，不应记录得太详细。”

秦桧听了赵皇帝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指示，心领神会，连忙请求“禁野史”，高宗当即批准，于是掀起了南宋的禁书运动。

绍兴十五年（1145年），秦桧借高宗的诏书再次下令禁毁野史私史。严令之下，南宋境内一片恐怖。司马光的重孙司马伋吓破了胆，连忙拿着司马光写的《涑水纪闻》跑到有关部门声明：此书纯系伪造，并非司马光所作。

其实《涑水纪闻》确实是司马光的著作。为了编写《资治通鉴后纪》，司马光搜集史料，详细地记录了自宋太祖至神宗年间的史实，编成这部《涑水纪闻》。《资治通鉴后纪》未完成，司马光便去世了，这部《涑水纪闻》却在世上流传。因为编写《资治通鉴后纪》未经过皇帝许可，《涑水纪闻》应该是属于“野史”、“私史”范畴的，所以司马伋惧祸，一口咬定此书并非其曾祖父的作品，并强烈要求朝廷“禁绝”。

《涑水纪闻》的书版虽然在这时被付之一炬，但《涑水纪闻》一书因为早已印行，所以一直流传到今天。

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二十八日，两浙转运判官曹泳上书告发李光私撰野史，“语涉讥谤”。

李光（1078—1159），字泰发，越州（今浙江绍兴）人。他小时候，父亲李高对他寄予厚望，曾说：“吾儿云间鹤，其兴吾门乎！”宋高宗绍兴初年，李光任参知政事，在朝野上下声望很高。他看不惯秦桧的为政、为人，曾当着秦桧之面对赵构说：“观桧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盗弄国权，怀奸误国，不可不察！”差点没把秦桧气死。只是赖有赵构保护李光，才未立即实施报复。三年后，刚刚审理完岳飞案子的万俟卨弹劾李光“阴怀怨望”，秦桧总算找到了借口，贬李光为建宁军节度副使，令其至藤州居住。四年后，又被迁往琼州。

李光和儿子李孟坚在琼州期间，闲暇无事时以著史消磨时光。一天，李孟坚将父亲正在编著《宋史》一事告诉了他的朋友、左奉议郎陆升之，陆升之不敢隐瞒，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两浙转运判官曹咏，曹咏连忙上奏宋高宗，告发李光“私撰国史”，孟坚知情不报，还私下宣传。秦桧喜出望外，怂恿高宗逮捕了李光父子。

这时，一个唤作吕愿中的小丑又跑出来，告发李光与“罪人”胡铨经常“诗赋唱和”，“讥讪朝政”。这下李光就在劫难逃了。绍兴二十年三月，李光以七十二岁高龄被徙入琼州的昌化军中看管，李孟坚被发配到了峡州。

绍兴二十四年，即秦桧病死的前一年，右正言王珉上奏，说已故龙图阁学士程瑀乱注孔子的《论语》，“全失解经之体”，“不无怨望之意”，并列举了程瑀注解“弋不射宿”、“周公谓鲁公曰”两个例子，指责程瑀解释“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为“不应背后中伤别人，是抱怨朝廷官员党同伐异”；而周公对鲁公说的“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一人”几句话，程瑀注解时竟写上了“读之真欲为此流涕”的话，分明是抱怨朝廷对待自己不公平，包藏怨望之心。

之后，王珉又指责饶州知州洪兴祖、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分别为《论语解》作序、刻版，广为传播，祸害匪浅。他请求朝廷赶快下令毁掉《论语解》书版，查禁《论语解》一书。

秦桧此时虽离死不远，却仍嫌作恶不多。他立即与赵构指派有关部门处理此事。这有关部门虽说在办正事时效率极低，但搞起文字狱来却干劲十足。不几天，《论语解》书版便被毁弃。洪兴祖被发配昭州，魏安行被发配钦州，由当地官员看押起来。

可惜主犯程瑀已死，于是他的儿子们便倒了大楣。程宏济被罢官，程宏靖虽未被罢职，朝廷却规定从此不能重用他。

曾与秦桧关系不错的吕本中（字居仁）后来又与赵鼎交往，竟为秦桧所嫉恨。《哲宗实录》修成后，吕本中奉诏起草制文，其中有“合恶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几句话，秦桧便抓住这几句话诬奏吕本中是“受鼎风旨，伺和议不成，为脱身之计”。又指使其爪牙、御史萧振上疏弹劾，吕本中遂被罢职。

吕本中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世称之为“东莱先生”。公元1145年，他死于贬所，年六十一岁。

赵构与秦桧严令禁止文人们私撰野史不是没有理由的。皇室见不得人的东西太多，特别是宋太祖之死、太宗即位、徽宗禅让、二帝被掳、高宗写信卑词乞降金国、冤杀岳飞等等，劣迹丑闻，不胜枚举。所以赵构生怕这些事实被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留下万世笑柄。对于秦桧来说，他则怕人们在野史中记录下他的阴谋和暴行，特别是怕有人记录下他在金国的所作所为，被人识破其汉奸真面目。所以，在查禁野史、私史之事上，君臣一拍即合，导演了一场场丑剧。

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愈是查禁，野史、私史、笔记之类的书籍愈是广为流传，写作者也层出不穷。与各个朝代的野史笔记相比，宋代的野史笔记数量最多，并且大多都完整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