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连连被贬

据说，汉哀帝时，御史台衙门前的柏树上，常有很多乌鸦栖息，朝飞暮至，人们称之为“朝夕乌”。所以，当时人们就把御史台叫做“乌台”。到后来，乌台就成了御史台的代名词。故而，苏轼入御史台监狱受审之事便在历史上被称为“乌台诗案”。南宋的陆游、朋万九曾分别将这一事件的资料汇集起来编成一书，题为《乌台诗案》和《东坡乌台诗案》。

苏轼为乌台诗案写过一首七律，诗云：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

生性幽然、旷达的苏轼并未把自己受到的迫害当做一回事。到黄州后，他与当地的百姓筑室于山间东坡，自号东坡居士，日日游山玩水，也乐得逍遥自在。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病死，宣仁太后执政，被贬黜的守旧派大臣又纷纷被召回中央。苏轼也被召回，任礼部郎中。不久，又被擢为翰林学士。

苏轼在翰林院，常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其友毕仲游写信规劝说：“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皆言语也。今知畏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

果然，曾被苏轼称为“聚敛小人”而怀恨在心的御史赵挺之见苏轼成了翰林学士，随即上书攻击苏轼：“苏轼学术，本出《战国策》纵横揣摩之说。近日学士院策试廖正一馆职，乃以王莽、董卓、曹操篡汉之术为问。使轼得志，将无所不为矣！”

王觌、韩川等人也趁火打劫，上书弹劾苏轼，苏轼不得不请求补外，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这已是苏轼第三次被赶出中央政府了。

元祐六年（1091年），东坡又被召回中央任吏部尚书，苏辙任尚书右丞。八月，台谏官贾易又跳出来攻击苏轼，说苏轼在元丰八年五月一日神宗去世时写了一首诗表示庆幸，还说苏轼在草拟“吕大防制”中写有“民亦劳止”之词，并引用周厉王时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贾易还指责苏辙“早应制科，试文缪不及格，幸而滥进，与轼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这个贾易是大儒程颐之党，元祐二年程颐获罪后，贾易因弹劾吕陶、文彦博、范纯仁触怒宣仁太后，被罢知怀州。在谢表中，他又顺便攻击苏辙，因而被再贬知广德军。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贾易成了一只疯狗，见人就咬。他认为苏轼、苏辙、吕陶等人是同党，所以一有机会便实施报复。他说的苏轼表示庆幸的诗实际上作于元丰八年七月，距神宗去世已两个多月。至于苏轼为吕惠卿写的“制词”，本意也并非是“诽怨先帝”。御史中丞赵君锡大概也与苏轼兄弟有仇，他怕贾易势单力孤，搞不倒苏轼、苏辙，也跳出来帮腔，于是苏轼在被召回中央任吏部尚书的当年，又被贬为颖州知州。

宣仁太后也很讨厌贾易和赵君锡，认为这是一场朋党之争，乃贬贾易出知宣州，贬赵君锡出知郑州。

元祐八年（1103年）宣仁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被哲宗任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郎，成为“宰相”之一。元丰二年苏轼入狱时，章惇还为苏轼说过好话。后来，苏轼赠给他一首诗，他却认为诗中含有挖苦、讽刺意味，遂怀恨在心。他上台执政后，专务报复，完全抛弃了王安石的改革理想和措施，疯狂迫害与之政见不和的人。见时机又到，赵挺之再次跳出来，仍以苏轼在吕惠卿“制词”中引用的“民亦劳止”一词，硬说苏轼是“谤讪先帝”。御史来之邵与赵挺之一唱一和，章惇便将苏轼罢为知英州军州事，撤销苏轼的端明、翰林二学士衔。这是苏轼第五次被贬，原因仍是文字之过。

苏轼还未赶到英州赴任，朝廷的贬官令又至：撤销其左承议郎之职，改任宁远节度副使，责令其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县）居住。

在惠州，苏轼坦然处之，曾咏《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枝叶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大概章惇等人认为苏轼在惠州日日吃荔枝，日子太舒服，又以苏轼在一篇训词中有“诬诋”字句为由，于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之为琼州（亦名儋州，今海南岛）别驾，令其至岛上的昌化军中居住。这是苏轼的第七次被贬，也是最后一次。

章惇等人还指示琼州的地方官：不得赁房子给苏轼住。苏轼只好买地造屋。岛上的土著居民都很勤劳善良，纷纷来帮忙。于是，苏轼与小儿子苏过就在这里安下家来，此时，苏轼已入花甲之年，垂垂老矣。

仅仅因为一点文字之过，竟连遭贬黜，以致终生失意，正如陆游所言：“作诗博得一生穷”。

东坡曾写了二十四个字概括了自己饱经坎坷、备受流离之苦的一生：

心如已灰之木，身似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公元1101年正月，宋哲宗死了，端王赵佶即位，是为徽宗。徽宗即位后大赦，苏轼复任朝奉郎，被召北归，到达常州后，一病不起，于七月二十八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