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租房政策能跳出“黄宗羲定律”吗？

李钟琴

    关注民生，是即将结束的全国“两会”的一大热点。对于如何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撒贝宁采访时表示：廉租房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廉租房比起经济适用房要好一些，希望廉租房成为主流。

    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则向媒体宣布：“今年年底前全面建立廉租房制度。”

    廉租房果真是解决住房问题的关键吗？笔者不敏，不禁对此存有杞人之忧。

    且不说廉租房，先说说吴敬琏先生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制度。据说在前些年，各级政府投巨资建设了大量“经济适用房”，但这些房子建了多少、由谁来分配、由谁来住，社会公众一无所知，其实大多成了一本糊涂账。去年年底，媒体报道相声大师马季先生在北京天通苑小区的家中去世，知情人发现：马季先生居住的天通苑原来是北京市的“经济适用房”小区！进而又有人爆料：马先生在洼里村还建有自己的别墅。

    马季先生有没有别墅，不管是真是假都无可厚非。问题是，这么一位演艺界的大腕，是怎么买到本该卖给穷人的“经济适用房”的？

    政府的用意是非常好的，通过“经济适用房”来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岂料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跌入了“黄宗羲定律”陷阱。

    “黄宗羲定律”是当代学者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黄宗羲发现，“帝国千年以来”，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进行过多次改革，特别是想通过“并税”的方式减轻农民负担，但每一次不仅没有减轻农民负担，赋税反而越来越重，以至成为“积累莫返之害”。

    依我看，“黄宗羲定律”还可以引申为，政府的“惠民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往往会变成“害民政策”。比较典型的是王安石变法，如“青苗法”。王安石的构想是，按自愿原则，政府以低于私人借贷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以保证粮食生产。粮价贵时，政府拿出存粮以低价出售；粮价贱时，政府则以高价收购粮食，以此来平抑粮价。低价售出，高价买进，这中间的差价怎么消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官们自己不会掏腰包，羊毛还得出在羊身上。在实行过程中，各地加大了对农民的盘剥力度，甚至强迫农民向政府借贷，于是导致人怨沸腾，农户纷纷破产。一方面是因为这一政策违背市场经济规律，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官们巧妙地把“惠民政策”变成了“害民政策”，这就注定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结局。

    同样，今天再看“经济适用房”政策，仍符合“黄宗羲定律”。众所周知，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价格远低于商品房，但僧多粥少，不可能每个中低收入家庭都有机会买到，这就为某些官员接受贿赂创造了机会。而有些没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人，却有机会、有能力买到，这就使政府“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初衷落不到实处。

    吴敬琏先生大约也知道“经济适用房”的弊端，所以他说：“廉租房比起经济适用房要好一些。”但是，“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靠仅仅是“好一些”的廉租房政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吗？

    与“经济适用房”政策一样，廉租房由谁来建？建多少才能满足需要？归谁所有？由谁来分配？哪些人有资格住？这些问题都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了吗？

    首先由谁来建这个问题，恐怕就不好解决。需要巨额建设资金的廉租房在建成后，很难获得正常投资回报，对任何建设者来说都不会有积极性，这就使廉租房建设必然面临困境。建几个楼应付一下容易，想用廉租房来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恐怕还遥远得很！因为凡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东西，注定难以维系。

    而且，谁能保证拥有租房权的人不会以权谋私？谁能保证租到房的都是中低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住进去之后，如果随着工作、家庭情况的变化，有了高收入，是不是应该让他搬出？谁能保证“经济适用房”出现的问题不会重现？

    衣食住行，事关民生。政府进行调控的愿望是好的，但也不能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在价格上搞“双轨制”，必然导致权力寻租，必然导致腐败，我们不要低估了某些人“钻政策空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