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挣扎在绝望与无望之间
生活中,我不赞成一味地妥协,这会使我们丧失做人的起码尊严,我更不赞成毫无意义的坚持,这种坚持,潜移默化中会改变我们的信念,使我们变得顽固而无趣。生活绝对是要向前看的,惟有向前看时你才能让自己的步伐迈得大一些,你才能使自己的心胸开阔一些,你的眼光也因此才能看得更远一些。否则,你的坚持只能是一把锈了的锁,不仅牢牢地锁住你自己,还会殃及到你的亲人。
柳青就是这样一个被锈了的锁牢牢地锁了5年的女子。
柳青是湖南人。曾是家乡某电台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她说自己的噩梦其实是从认识丈夫开始的。丈夫是潮州人,没有什么文化,但是非常有生意头脑。他们是如何认识的,柳青不愿说。只强调说,他很会讨女孩的欢心,出手也很大方。柳青的父母都是教授,所以对大学文化的女儿找了一个高中生做丈夫,心中是非常不赞成的。但是,出于尊重子女,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
事隔多年,回忆起当年父母的那份无奈,柳青感到深深的歉疚。她说:“他们真的很爱我,尽管当时他们一开始就不看好我的这段并不般配的婚姻,可看到我那么坚持,所以他们只对我说了一句话:期待与现实的距离很远,你要有足够的准备。”
“现在想想,是虚荣心害了我。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表看,他都不是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有钱,经常给我和我父母买各种贵重的礼物。还天南海北的带着我出差。每到一处,不是住高级酒店,就是吃高级西餐。虽然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也是在宠爱中长大的,可我哪儿见过这些。所以,我自以为找到了真爱,一心一意地要跟他结婚。”
柳青在婚后的第二年就生了女儿薇薇。薇薇的出生,让丈夫大为失望。这种失望也强烈地刺激着柳青。于是,裂痕悄悄地出现了。先是丈夫经常夜不归宿,后来发展到他一回家柳青就找他吵架。丈夫是个不善言辞的人,时常被柳青数落得一句话都回答不上来。开始丈夫还忍着,后来,只要柳青一张嘴儿他就毫不客气地向她伸出老拳。再后来,柳青发现丈夫和公司里新来的财务小姐好上了。据她私下调查,丈夫没回家的时候,都是和那个财务小姐在一起,包括丈夫出差的那些日子。柳青愤怒极了,几次在公司里与财务小姐打得难舍难分。
离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离婚的手续也办得很快。两个人都觉得实在不可能再在一起生活下去了。柳青是出于自尊,咽不下去丈夫不忠的事实。丈夫呢?或许是无法忍受柳青的火暴脾气,或许是不能容忍‘无后为大’的折磨,或许两者都有。总之,他们的缘分尽了。
他们是协议离的婚。丈夫承诺每月给女儿薇薇生活费1000元,直到她18岁自立;另外,市区内的一套三居室房子所有权归丈夫,但是目前的房租归柳青收,直到薇薇18岁自立止。柳青名下所得的是一套他们现在正在住着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所有家具和电器。
离婚后,丈夫马上和公司里的财务小姐结了婚。柳青知道后虽然很生气,却也不能怎样。这样,他们各自相安无事地生活了6个月。6个月后,财务小姐生了一个男孩。这件事对柳青的打击相当大,也彻底地改变了她的生活——从此,她走上了漫长而艰巨的诉讼之路。
柳青第一次把前夫告上法庭的理由是:丈夫必须赔偿她30万元精神损失费。她的理由是,前夫的女友在他们离婚仅6个月,就生了孩子,这说明前夫在未与她离婚前,就与别的女人长期同居了。因此,她的离婚完全是被迫的。
后来,柳青又要求法院责成前夫一次性交付女儿的抚养费,并将那处每月归她收房租的房子判给她,以用来供养女儿将来读大学。她的理由是,由于前夫的刻意欺瞒,离婚时她对前夫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不了解。可是,据前夫公司走掉的一个跟了前夫多年的部门经理透露,前夫实际上光房产就有五六处,不过大多数都是用他父母兄弟的名字买的。这位前部门经理还透露,从一开始,前夫公司就一直用两套账本记账。这使柳青回想起前夫曾经两次在酒后向人炫耀自己有近千万身价的事。当时只以为丈夫是爱面子,不想让人小看自己。至此,柳青彻底颠覆了前夫在自己心里的位置,也更加肯定了前夫是一个爱撒谎不守信用的人。她信不过他,也不想再给他机会,更不想与他再打任何交道。于是,她要求法院还她一个公道。被激怒的前夫,愤怒中即刻停止了每月对女儿的供养。前夫的这一行为更坚定了柳青打官司的信念。从此,每天跑法院讨公道便成了她生活中惟一最重要的事。
柳青是在一个临近中午的时候打来电话的。她在电话里十分无奈却又非常冷静地问我:“我前夫有近千万资产,可是却不肯抚养孩子。现在法院也被他收买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于是,我听到了以上这个故事。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柳青说的那家法院,找到那位“被他收买的”女院长。女院长打电话叫来具体负责这个案子的两位先生。两位先生各自抱来了一大堆文件,一份一份地解释给我听。最后,女院长说:“我对她说了,只要你拿出证据,告诉我们他的钱放在哪家银行,我马上去封掉他的账号。可是她又拿不出证据来。她要求前夫一次性付清女儿18岁以前的所有抚养费,说信不过他,可你不能因为自己信不过人家,就不顾人家的困难啊。她现在要求我们把那套让她收租的房子判给她。她的理由是,她前夫从未去住过,不需要。法律讲的是公正,我们不能因为她前夫没有去住,就判断他不需要。她说前夫有五六套房子,但我们掌握的就只有这一套。”
中午,女院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请我吃碗仔面。我说:“就算是柳青无法举证前夫的资产情况,但是前夫离婚仅6个月就又生了孩子,的确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要求一定的赔偿好像也不算过分吧?”女院长笑了:“是道德问题,目前法院对此也无能为力。不过,回头你再给她前夫打电话采访一下就知道什么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了。”临走,女院长叮咛我:“既然她那么相信你们,你就多劝劝她,不管你愿不愿意,生活还是要继续。再说没有谁能打赢官司——不是赢了钱就是输了心情。还是把心思多放在孩子身上吧。你瞧过那个孩子没有?又瘦又胆小,一点也不像我们深圳的孩子。”
因为法院离柳青家不远,离开法院,我便来到了她家。她正和女儿吃饭。为避免“被法院收买”的嫌疑,我没敢说自己已在女院长处吃过,谎说在楼下面包店吃过三文治。
这是一套曾经装修得不错的三居室,只是摆设凌乱,看得出主人心境很糟。餐桌上只有两盘菜,一盘炖蛋,一盘炒土豆丝。薇薇吃得慢,也吃得很少,不时要柳青提醒一下她才吃一口。她似乎很害羞,吃饭的时候也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吃完饭后,柳青坐到沙发上,她也跟着妈妈坐过来,可还是一直把头藏在妈妈身后,就连回答我的问话也不肯把头露出来。
薇薇上学后,柳青继续对我讲述着她的遭遇,讲到一半,进卧室拿出影集让我看。虽然之前她和女院长都曾告诉我一些她前夫的情况,但看到她前夫的照片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照片上,柳青颀长、肤白,满脸阳光。她前夫不但身材矮她半个头、极其瘦小,长得也不好看,还时常心事重重地紧蹙着眉头。我实在难以想像学艺术的柳青当时的真实想法。也许是他们之间的反差太大的缘故,我禁不住脱口而出:“他太不配你了!”柳青听了苦笑笑,不作声。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很小,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还是决心尽力来做。我给柳青的前夫打了一个电话。为了不激怒他,我尽量缓和语气,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话。我说:“不管怎么样,女儿终究是你生的,柳青也不容易,你是男人,就让一步答应她的条件吧。再说你又不是过不下去。你看她为了和你打官司把女儿都快耽误了。”“谁让她命苦,生在这样的家,有这样的爹妈呢!”他丝毫不为我的话所动,冷冷道。我不甘心,挣扎道:“就算你不可怜孩子,总得为自己的事业想想吧?像这样长年累月地打官司,你就舒服吗?又不是别人和你打官司,输了难堪,前妻总还是妻嘛。让一让吧?”“我让了多少步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你可以去法院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光着身子从那个家出来的,不仅没有带一件衣服,至今她还扣着我所有的证件不给,包括当初说好了的,让她暂时收房租的那套房子的房产证!”
后来,我只好问柳青:“除了打官司,还可不可以有其他方式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她很坚决地反问我:“你觉得呢?”我又说:“看在孩子分上,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你看看别人的孩子什么样,你再看看薇薇什么样?你就真的忍心吗?”她的回答与前夫同出一辙:“既然她不幸生在了这样的家,摊上了这样的爹妈,就要承受这样的苦难!她别无选择!”
这以后的3年,柳青不时地给我打电话。熟了之后,我把家里的电话也给了她,于是她也会在子夜打电话来,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弄得家里人怨言颇多,我也倍感疲劳。她不断地向我报告她的新举动,比如“昨天我去了区妇联”、“今天我去了市妇联”,要不就是“我给电视台打了电话”。有一次她还问我“假如我给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打电话,他们会不会来采访”,听得我心都揪了起来。正当我四处托朋友给她找一份工作时,她告诉我,要带孩子回湖南跟父母住一段时间。我说这样也好,起码能换换心境。不曾想,仅过了两个月,一天晚上,我在本地电视上看到她在侃侃而谈。仔细一听,原来是她的女儿薇薇在学校把腿摔断了,她正和学校打官司呢!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说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她说住不惯。我又说怎么小孩子这么不经摔?她说医生说,薇薇营养不良,全身皮包骨头的,又刚好摔在楼梯的台阶上。我又问:“薇薇爸爸知道吗?”“来看过她一回。”她不咸不淡地回答。“那你们的官司还在打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除了打官司,我还能做什么呢?”她懒洋洋地反问我。
面对她的执着,我又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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