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探索系列（二）：亚当·斯密之谜

亚当·斯密在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中提到了三个美德：谨慎、正义和仁慈。谨慎指个人自我控制的能力，用斯密的话来说是节制。正义是要求人们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约束我们自己的自由。仁慈是指要求具有道德上的同情，这种同情体现在对他人的关爱中间。斯密认为这三个美德足以把一切其他好的社会品德包括在内。

显然，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要求人们具有上述美德以便去“利他”，但是在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斯密却强调另一个概念，那就是“自利”。斯密认为，商业社会中商人因为有了自利才开展工商活动，有了自利才为社会生产和销售有用的商品，而商人的这些活动客观上满足了他人的需要。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斯密在《国富论》讲经济人的利己和《道德情操论》中提到的道德人的利他之间的冲突。为什么亚当·斯密的思想中存在这种冲突呢？这就是亚当·斯密之谜。在国外的经济界中，这种冲突被称为“亚当·斯密的困惑”（das Adam Smith Problem ）。

亚当·斯密之谜似乎在告诉我们：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的是另外一种社会价值。那么《国富论》中有哪些社会价值呢？这些价值是不是同《道德情操论》中的社会价值不一样呢？在樊纲的《“不道德”的经济》一文中，曾经提到这个问题，并做出了解释。樊纲认为，“当亚当·斯密写《道德情操论》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作为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分析，而是作为一个人或者一名伦理学家在讨论问题了。”接下来，他又说：“我猜想，斯密写了《国富论》后，那时（十八世纪中叶）一定有人攻击他‘不讲道德’，面对舆论压力，他也非得再写点什么来表明他的清白。”

樊纲的推测存在十分明显的时间错误，他认为是斯密写了《国富论》之后，为了澄清自己的清白又写的《道德情操论》。其实不是，《道德情操论》写于1759年，而《国富论》则是1776年的事了。

在谈到斯密之谜时，国外的凡斯坦夫伦分析说，斯密在论述工商活动如何才能按照“看不见的手”的指导而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并且为社会造福的时候，强调的社会价值是自由。这个由人们所组成的市场上的美德是自由，要求经济行为者具有谨慎的美德。谨慎指导人们的投资选择和他们的劳动努力，引导他们去交易和提高能力，并且通过劳动分工去有效地分配资源。在经济行为者自由的工商活动中，要求对个人的劳动付出和投资努力给与公正的报酬。于是《国富论》中又出现了另一个社会价值，那就是正义。甚至凡斯坦夫伦提到，斯密在《国富论》谈到家庭教育要给孩子以道德品德的培养时，提到了要培养劳动者对他人的关爱。因此，《国富论》明显地把自由、正义和博爱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凡斯坦夫伦认为：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对三个社会价值谨慎、正义和仁慈是一致，并没有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