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最巴望家里请师傅，木匠啊，石匠啊，篾匠啊，裁缝啊，无论什么师傅都可。因为他们来了，家里的伙食就改善了。

但这些师傅是很金贵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比如，要盖新房，木匠石匠会来；箩筐簸箕坏了，要编新的，篾匠会来；过年了，要做新衣服，裁缝就会来。你想，谁家会经常盖新房编新筐呢？但衣服是很容易穿旧穿破的，所以，比较而言，裁缝还是来得多的。况且，不管穷富，过年总要过的，总要给大人孩子做一两件新衣，便于大年初一穿，别人见了也有脸面。所以，很多人家都会请裁缝，每年一次，时间有长有短，长则几天，短则半日。

方家村比较大，两百多户人家，但就一个裁缝，也姓方，人家叫他乌里。也不知为啥这样叫，反正我们小孩子都“乌里”“乌里”的跟着叫。每年腊月，是乌里最忙的时候，这家忙完那家请，弄得他和走马灯似的。

我家在村子里，生活水平不算差，毕竟父亲在大队当会计。年终了，母亲就会拿出平时积攒的布票，去公社供销社买几尺涤纶或的确良，加上亲戚当礼送的布料（那时作兴以布当礼），一一摆放在桌子上，然后就等预约好的乌里上门。

远远的，如果看见一个身形瘦小的中年男人躬着腰，驮一只笨重的缝纫机，向我家走来，我就会跑进厨房，喜滋滋地冲母亲大声喊：乌里来了，乌里来了。这时母亲就会迎出来，满脸笑容地招呼。等乌里放下缝纫机，父亲也会适时地递上烟，寒暄一番。因为都是同村人，大家本就熟络，所以客套的话也不多说，乌里就摆开阵势，忙活起来。母亲跟他交代，这个布做谁的衣服，那个布做谁的衣服，乌里就拿一把量尺，笑眯眯地走过来，在我和弟弟的身上这一比划，那一比划，然后用粉笔在布料上记一下。乌里用的剪刀很大，很锋利，油光光，明晃晃，有点骇人。他一般将布料展开，折一折，再用剪刀剪一个小口，两手各扯一边，咝的一溜脆响，布料就势如破竹，分为两半。这一幕，常常使我和弟弟看得目瞪口呆。

我最喜欢看的，还有乌里踩缝纫机的动作。那时在乡下，缝纫机是个稀罕物，平常人难得见。只见乌里双脚踩住踏板，一起一伏，缝纫机就叽咕叽咕响起来，而银光瓦亮的缝纫机头端坐不动，只有右侧机轮一圈圈地转得欢，左侧尖而长的针头一上一下，在布料和针孔间一进一出，游刃有余。这时空气似乎凝住了，我也屏声静气，屋子里只有踩踏声、机轮转动声、针尖穿行声的合奏。零散的布料就在这样的合奏曲中，渐渐地变成了一只袖子，一条裤腿，一件新衣。而这样的新衣，穿在我们身上，是那么合体，排场。

因为长年下地干活少，乌里显得白白净净，穿戴也齐整干净，很像城里人。他经常是笑眯眯的，说话也和善，所以小孩子喜欢围着他。有时候，他也一边做事，一边和我们聊天，对我们讲些八仙过海、唐僧取经的故事。不忙的时候，他还会让我们踩他的缝纫机，叽咕叽咕，很好玩。我们都很喜欢他。

乡下人对待手工艺者是非常敬重的，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被叫做师傅。师傅来到家里做事，那是要热情接待的。吃饭要上好菜好酒，中途还要上点心，而工钱另算，一般都要等到年底结付。为了招待好乌里，母亲会提前准备几个好菜，蛋啊，鱼啊，给他留着。父亲则会用极为金贵的肉票去公社斫一斤猪肉来。每到开饭时，望着饭桌上丰盛的菜肴，我和弟弟就会不停地咂巴着嘴唇，尽力不让口水流出。我们知道，这是不能偷吃的，要等乌里坐到上座，父亲陪坐，他们动筷以后，我们才可以盛一碗饭，靠在桌边吃起来。我们的眼睛老盯着桌子中间的那碗肉食，想去夹又不敢，因为父亲严厉的眼神不时扫过我们。这时乌里往往会冲我们一笑，说一句：来，你们也吃啊！如果我们还不敢，他就会给我们各夹一块瘦肉。

在那个一切都贫乏的年代，我们常常希望乌里这样的师傅上门。但不知从何时起，乌里渐渐地上门少了。母亲也不再用布票买布了，乡亲们送礼也不用布料了，我们过年穿的新衣，往往由母亲直接从商店里买了来，各种款式各种衣料的都有。我们衣着方面的饥荒，终于随着经济发展，逐年地消失殆尽了。也就是说，乌里的手艺越来越用不上了。

他会失业吗？他的好手艺会失传吗？我每次返乡从他家门口路过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瞅几眼，想寻他那干净齐整的身影，但极少看见他。母亲告诉我，他去浙江宁波一带打工了，带了不少徒弟，赚大钱了。

掐指算算，乌里如今应该有七十多吧！他变得怎么样了呢？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却依然是那一副瘦弱、白净，说话和善、做事伶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