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前妻在医院做胆囊切除手术。手术前两天，同病室的人悄然对我说，送红包没有？对此，我不是没想过，无奈那时过的是捉襟见肘的生活，交了手术的各种费用后，口袋就区区200元了。这个数目喝扎啤都不够，在主刀的、做麻醉的医生面前，能拿的出手？但一个男人找人借钱，尤其是为老婆住院，借个千儿八百，的确是个丢颜面的事，这不比麻将桌上周转不开的临时借贷。家属住院借钱，说明家底空了，麻场过手是现场不便，这不便后面也许是家产万贯的殷实，也许是蛛丝不存的尴尬。所以，男人借钱大都讲究火候，什么时候借，找谁借，以什么名目借，都要有所斟酌，哪怕是活受罪，也死要那张不值钱的面子。

红包肯定是要送的，送给谁呢？胆囊切除术，已经是个成熟的手术了，虽然报端经常报道说，一些庸医会把手术钳或者纱布遗留在患者的腹腔，我想这只是几率极低的极端事故，绝不会比中500万大奖的概率还高，未必就摊到我的名下了？统筹学的基本常识帮我排除了认知上的风险，接下来需要考量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疼痛之苦了。

煞黑时刻，我摸到麻醉师家里。“大师”住一楼，他在阳台上浇花，许是经历丰富了，也不问我的来头。我唯唯诺诺地自报家门，病人姓名、什么手术、几床几号等基本要素一一罗列，再支支吾吾地几句感恩戴德的甜言蜜语。“大师”没有停下活计，嘴里连说了几个“放心”。放心不放心，我实在拿不准，也许500元的份额能让我放心，这200元本身就是个不能让我放心的数目，教我如何能把心放下来？我掏出那个瘪瘪囊囊的红包往窗台上一放：“不成敬意，改天再请您。”便逃也似地回了病房。

手术还算顺利，只是第二天前妻疼的呼爹喊娘，我俯下身给她揩额头的汗水，她压着声音说：“你肯定把200元贪污了！”这是不是疼不择言，我不知道，她事后也没提及。其时，我找到麻醉师，先后给她用了两针杜冷丁，总算闯过了疼痛关。这时，还是那位同病室的人又对我说：“你肯定送了红包，为什么不给我们打杜冷丁？”我极力搪塞：“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他相不相信，我不知道，但我用一种近乎发誓赌咒的语气否认事实时，多少有些心虚。

前几年，我的同事也是做胆囊切除手术。他说，你夫人在医院有些人脉，帮我给医生、麻醉师打个招呼，并问我需不需要送红包。我说，他们都是我夫人多年的朋友，再说夫人手上还有一点约制他们的公权，实没必要送红包，即使送，于公于私他们断然不会接收。手术过程中，我的同事疼的死去活来，不得不重新麻醉。他出手术室后，满腹狐疑，究竟是麻醉剂计量使用失度，还是没有红包的有意忽略？一个经历过生死之痛的病人，用他的痛苦过往，对一种流行的世俗行为发出疑问，苛责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医患之间，红包的送和接，早已不是隐秘的事，而且已经成为事关重塑医德、净化医疗市场、公立医院回归公益的公共话题。

医疗红包的广泛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简单地把医生收受红包，仅仅归咎在医生的“蓄意”和如何医治的充要条件，是有失公允的，这其中隐含着不容忽视的社会大众心理。诚然，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医生收受患者红包，都是对医生基本职业操守的亵渎，但送比不送好，送多比送少稳妥，总是有广阔的心理市场，这种心理市场，之所以象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是因为有诸多的既成事实，不断地强化患者的心理认知和趋同。与其说这是一种见不得阳光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如说是一种为虎作伥的行为。生活中，尤其是政治生活中，当某一种行为流行成为人人厌恶、人人都是其中推手的痼疾时，流失的仅仅是高贵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信么？

当初，我送不送红包，前妻的手术结果也许都是一样的，我同事的疼痛感前置，也许就是麻醉师小小的疏忽，可能与是否送红包无涉，但因果暗合、情景虚设总能满足人们的习惯思维，在业已成定式的认知条件下，既然两只杜冷丁，能带来“负能量”的联想，一粒孤零零的老鼠屎，也同样可幻化成祸国殃民的原子弹。这种疾病不仅仅只存在于红包“送”的源头和“接”的终端，你我他都在其中，都是患者，救治时需要有克服痛彻心扉的定力和耐性，麻醉药千万使不得的，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麻醉师，有太多的病人还处在麻木、麻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