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面值和版本的人民币中，没有哪个版本能象五元这样，在我的生活中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
　　那年我读小学四年级，一天放学后，趁父母不在家，在母亲的梳妆盒里紧赶慢搜居然窃得五元钱。那时对五元钱的概念是不准确的，因为早前一些年，母亲给我们的一张张面值几万或者几十万的民国时期流通的金圆券，强化了我对区区五元钱的蔑视。尽管只有五元，但毕竟是“窃”，父母收工回家后，我都不敢面对他们的目光，而且特别在意他们从房间出来的表情。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学，花一元钱在货郎担上买一大捧花花绿绿的鱼眼糖，分发给同行的伙伴。那是我儿时的记忆中唯一的一次处在中心位置的记忆。那时村里所有的商业行为都是由走村串户的货郎承担的，可供选择的消费品很少，剩下的四元钱如何消费？消费不出去如何藏匿？费了不少心思。不等思量的结果出来，当晚就东窗事发。老父黑着脸，扬起板凳一顿猛揍，这是我第一次挨父亲的体罚，也是用金钱买虚荣应该承担的责任。
　　第二个五元是我的血汗所得。七三年我高一在读，我那盛产湖水的故乡，见不到一块岩石，盖房垫基脚所需要的硬物，只得依赖砖渣。那年公社所在地由社变镇，大兴土木，我由此抓了个生财的机遇，于是村前村后寻宝似地检那埋在泥地里的断砖残瓦，再用木船运到镇上。码头离工地足有两里地，将砖粹到符合条件的体积，再肩到工地后再做交易。为了多算立方，便将基础面积尽量铺大，再依次象中间萎缩，达到一定高度后，再外延到最大。验收关饷的方俊唐是与我同一个生产大队的本家兄弟，见我那堆脚大头大腰细的砖堆，免不了戏谑一番：“看你一脸的憨相，还有这诡计多端！”
　　本是无头无脸的穷孩子，本家兄弟如何褒我贬我，那都是无关痛痒的事，你把我指人为狗都无所谓，只要你给我多算点立方，就算给足了我家两代人的面子。
　　长乘宽乘高，算盘珠子上下左右一移动，4。85元！本家兄弟给了我五块钱。假如当时我有一方手帕，我是会严严实实把它包裹起来的。这毕竟是我此生的第一笔所得。金钱给我的喜悦和兴奋，让我无暇顾及手上的血泡和肩上模糊的血肉和黑皮。一路兴冲冲地跑回家报告父母，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嘉许。我很失望，甚至委屈，庆幸的是，没有人要我上缴国库。
　　次日鸡叫三更，我披着月光到吕家巷赶街，买下3。5块钱的肉，再用五毛钱买下一瓶果子露，功成名就地往家赶。当天下午母亲破例地请假早早收工，南瓜芋头垫底，蒸了好几笼粉蒸肉，一家八口人席桌而围。桌子就支在门口的空地上。农家的晚饭都是在户外吃的，但这几笼粉蒸肉塔一样的“耸”在外面，虽然并不是刻意的为了在穷酸的村落里显示富贵，但在路人羡慕的目光中，也不是没有讨到虚荣。
　　我们兄妹五人咀嚼得口角流油，感到过年的快乐前移了整整半年，父亲却依旧沉默，平日里快言快语的母亲，也一反往日的的嬉笑怒骂，眼里含着不易察觉的泪水，自言自语“造你哥哥的孽啊！”弟妹们很是疑惑，只有我知道那是母亲在心疼他宝贝儿子满是血泡的手和被磨破的肩膀。
　 弟妹们少不更事，虽然不明就里，但在他们的认知能力里，却是知道眼泪是和不快乐连在一起的，于是不敢吱声，匆匆几口就下桌了。那时的农村，一年是难得有几次吃大肉这等口福的，没想到解馋的快乐，被母亲温情的眼泪洗刷得精光。
　　父母分头忙各自的事去了，我差大妹端来半盆清水，将果子露倒进半瓶，希望能勾对成酸梅汤。那时，在乡下人的眼里，上等的饮料就是酸梅汤了，而且没有几个乡里人知道酸梅汤的滋味。一番搅拌后，我舀起半碗，一改乡里娃子的粗放，神情极端的专注，温温婉婉地ZHA上一口。乖乖，水，不仅没成酸梅汤，而且一点酸味都没有。果子露放少了，达不到配伍的比例？干脆全倒进去算了！结果可想而知，水不是水，露也不是露。
　　这时老父亲洗澡出来，伸过头来：“搞个么鬼？”二妹说在做酸梅汤。老父转过身，甩下一句也许是他此生最具幽默的话：“汤你妈个鬼，一盆子黄尿！”
　　我们几个咯咯的笑后作鸟兽散。这笑声怕是我五元的血汗钱换来的唯一的快乐。
　　无独有偶，后来跟人学打麻将、斗地主，也是一盘输赢五元，乐此不疲，但没有哪个五元，象这两个深深镶嵌在我生命中的两个五元的印象来得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