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枫
 
　　从亚拉巴马州州府蒙哥马利连夜返回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我们乘坐的是一部老旧的长途汽车。窗外阴雨蒙蒙，车内鼾声一片，我正苦于欲醒不忍欲睡不能之际，偶然得知坐在旁边的一位黑人同车是位来自加州的退伍军人。细眼观察下来，见他光头顶、大眼睛，一身标准的军人举止使他仍然透着似曾清高的军人气质，但他那不时脱口而出的“三字经”（注）和口口声声“是的，长官”，尤其是他将“长官”二字突出重读的习惯告诉我，他曾是个军阶不高的小兵。转身攀谈不久，我还注意到了他的一双独特的眼睛，那眼睛里深藏着一份与他的年龄不大相符的混浊。要不是他自己说，我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正方二十七岁黄金年华。他告诉我，要不是重伤离队，他恐怕还要在伊拉克接着打几年，更大的可能是干脆死在那里。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正忙于整理“伊拉克参战人士口述文学汇编”之际，不想身边就坐着一位现成的，我立即采访了这位名叫安德瑞尔·雷沃斯（Andrel Rivers）的退伍军人。却原来，他参战三年“历经百战”，至今仍然心有余悸，当然，憋了一肚子的牢骚他也正想找个合适的人发发。
　　（注：即英语里已经失去原意的“Ｆ”一词。我把它译作“三字经”，以符合中文读者的理解习惯。）
　　
还（他妈的）恭喜呢，恭喜个屁
　　
　　记者：请问，你哪年当兵？什么兵种？
　　同车：２００１年六月。海军陆战队。
　　记者：退伍的时候是什么军衔？
　　同车：上士。
　　记者：什么时候退的伍？
　　同车：２００５年二月。
　　记者：那么说，当兵三年半还多。
　　同车：是的，“长官”。不过，要是按一般的八年合同，这现在我还回不来。
　　记者：那你为什么提前回来？
　　同车：我的这条命是拣回来的。腰背部吃了两颗子弹、断了好几根肋条骨、左侧肩胛骨粉碎性骨折、头部严重脑震荡、听力终生丧失百分之十五。还有心理上的，我到现在都不能听死人的消息，还有，我不敢看节日焰火。
　　记者：我能理解你的心情。那请问你腰部的伤，没影响……其它功能吧？
　　同车：没有，“长官”。
　　记者：请别叫我“长官”，我听着有点不大自在。
　　同车：习惯了。不过，那点东西上帝还给我留着，至今表现异常优异。
　　记者：那我该恭喜你啦。
　　同车：还（他妈的）恭喜呢，恭喜个屁！不等我回来老婆早就跟人跑了。
　　
　　他告诉记者，他本来是不想当兵的，甚至因为从小受父母的基督思想影响，认为自己是个天生的“反战主义者”。可是，不巧阴差阳错，那年因为骑摩托车跟当地的警察发生了点冲突，事后作为交换条件，他如果愿意应征上前线的话，法律上对他可以免于起诉。
　　“就这么，我这个天生的反战主义者稀里糊涂地当兵上了前线。”他还告诉记者说，“世界上凡是发动战争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破坏、就是杀人，没有人能从战争中学到任何正面的东西。我的经历只叫我学会了恨，我恨战争，恨一切与战争有关的东西。”
　　他不无惋惜地回忆起他那些不久以前的往事。他在战前结了婚，新娘子是位漂亮的日裔姑娘。新婚燕尔，他便因为上面说的尴尬交易稀里糊涂上了战场。明明是临走前俩人说好了的，快去快回，等回来小两口好好过日子。可谁知道，他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还险些把小命给丢了。最最糟糕的是，不等他回来，他的卧榻之上早就有他人酣睡不起了。
　　
不幸的唯一幸存者
　　
　　记者：我很同情你的不幸遭遇。
　　同车：倒也没什么。女人有得是，丢了可以再找，可是小命（他妈的）就只有一个。和那些从此再也睁不开眼的战友们比，我还算个不幸的幸运者。
　　记者：能跟我详细说说你那次受伤的经过吗？
　　同车：太血腥了，我实在不愿意从头回忆。这样，你问吧，你问什么我回答什么就是。
　　记者：也好。我尊重你的感受，尽量争取不去戳你的痛处。那你在陆战队里具体做什么战术工作？
　　同车：坦克炮手。一般说，在攻击情况下，一个坦克炮手的任务是瞄准、发射。在巡逻的情况下，我是坦克车上那个露在外面的五十毫米转筒机枪手，我的任务是，搜索目标，随时发射。
　　记者：一辆坦克车上几个人？
　　同车：四个。一个指挥长，一个司机，一个弹药手，一个炮手。
　　记者：你在战场上这么多年，有多少次遭遇你觉得对你是生死悠关的？
　　同车：太多了。我根本记不起来究竟有多少次。这么说吧，在伊拉克，只要你一睁开眼，每分每秒都生死悠关。睡觉的时候也是一样，人家袭击你的军营，死了都不知道。
　　记者：你们的坦克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击中的？你们当时在做什么？
　　
　　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记者还是回到了他的坦克车被击中的核心上来。这位一分钟前还有几分英武和豁达的小伙子，眼睛里突然汪起了晶莹的泪，嘴里的“三字经”也越发多了起来。记者理解，这时候的“三字经”在他嘴里已经不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理解的那种男人“口德”上的不检点，而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军人在不愿意放下架子而又力图疏解其强大心理压力的时候的一种下意识行为。他凝思良久，两滴眼泪慢慢滚出来挂在腮前。
　　
　　“你知道……现在我的耳朵里听见的是什么声音吗？全是当时（他妈的）枪声、炮声和火箭筒的爆炸声。当天，我们前面的两辆坦克遭到了伏击，我们被指挥部紧急调往增援……我们到达指定位置的时候，眼看着前面的两辆坦克……在一瞬间化为灰烬，我的那些昨天还在一起喝啤酒的战友，都……（他妈的）蒸发了……谢天谢地，我当时的位置在炮楼上，那个位置，可以看见周围的一切……你看见过炸碎了的胳膊腿还有内脏和人头横飞乱舞的惨象吗？真（他妈的……他妈的）太血腥了！突然我一扭头，看见一个火箭筒炮弹头正向我们的坦克飞过来。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往外跳……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跳出来的，或者跳出来没有，反正等我苏醒过来，我浑身缠满绷带，躺在德国的一家医院里……事后我知道，三辆坦克上的十二个人，就只有我一个活了下来，其余的十一个，全都在那一瞬间（他妈的）给（他妈的）蒸发了……”
　　
还用问吗？毫无疑问是侵略
　　
　　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回忆使谈话的气氛跌进了低谷。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接受采访的军人表示歉意，记者也似乎从他描述的那个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苏醒过来。采访继续进行。
　　
　　记者：我不是军人，也没有经历过战争。但看伊拉克战场上的情况，似乎与书本上描写的又不尽相同。你觉得，用常规概念表达，伊拉克战场上是攻坚战多于阵地战，还是后者多于前者？
　　同车：我看什么都不是。如果是阵地守卫战，那你应该是在自己家里打，抵御的是外来的侵略。可也不是攻坚战，如果是攻坚战的话，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主攻目标。我们的是什么？什么目标都没有，站在明处尽等着叫人家打你。
　　记者：你们参战前接受过类似的战术训练吗？
　　同车：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战术上，我们都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类似的训练。在战场上的三年，每天只处在一种充满了罪恶感的自责心理的折磨下。我们当兵的最常问自己的问题是，伊拉克究竟怎么了？我们究竟为什么非要打他们不可？越想越糊涂，后来干脆不去想了。每个人心里都只装着一个信念，他们既然送我们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开枪、开炮，管那么多做什么？赶紧三拳两脚办完他们要我们办的事，完事以后也好早点回家。
　　记者：你们士兵之间，是否经常有这方面的议论？
　　同车：怎么不议论？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命呢。
　　记者：当官的不制止吗？
　　同车：有时候他们偶尔也做做样子。其实他们也是人，他们心里何尝不和我们想得一样？我相信他们之间也议论。可是，军人（他妈的）是一群特殊的动物，议论归议论，上头的命令一下来，你又得冲上去。我倒是想不冲上去，可是不冲上去行吗？既然是两方交兵，你不开火他就开火，你不把他打死他就打死你，就这么简单，骑虎难下了。
　　记者：你们主要都议论些什么？
　　同车：就拿我自己来说，刚当兵的时候，我去的是阿富汗，心里知道是为反恐。可是后来不是了，又调我们去了伊拉克，说是他们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到底有没有，现在谁都知道。再说，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东西，是我们端着枪挨家挨户搜查就能查得出来的？不瞒你说，我们在伊拉克每天干的就是这个，这与大规模杀伤武器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什么都不是，你只管打就是了。我们议论的就是这些。
　　记者：关于伊拉克战争，有这样两个不同的叫法，一是叫它一国对一国的“侵略”、一是叫作两国之间的“战争”。作为过来人，你认为哪个叫法比较更合适一些？
　　同车：还用问吗？毫无疑问是侵略。你不是已经把人家给占领了吗？不侵略你老远去占领别人的土地做什么？这有什么好怀疑的？
 
“加利福尼亚饭店”－约定俗成的“自杀圣地”
　　
　　叫安德瑞尔·雷沃斯上士如此一言蔽之，采访谈话又一次跌进了低谷。的确，这么明显的问题，莫说接受采访者不愿意回答，就是记者自己，问起来都觉得不好意思。无奈，事有善始善终，该问的问题还是得问。真庆幸采访没有就此结束，因为接下来的谈话竟然披露了战场上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士兵自杀真像。
　　
　　记者：你刚才说，每天只处在一种充满了罪恶感的自责心理的折磨下。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能否就此谈谈心理方面的问题。
　　同车：好吧。你既然问了，我就简单说说吧。你知道吗？我们的心理压力之大是没有人能够想象的。我敢说，除非你亲自到那里试一试，否则你肯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记者：我想，我一定会认真体会你的感受。
　　同车：首先说，被人家送到这里来，打一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首先你心里就有一种受骗上当、被人侮辱的感觉。这感觉会使你很愤怒；其次，每当你看见那些死在你的枪口下的人的时候，你会立即联想到，他们也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或者是孩子的父亲，有时候，死者本身就是母亲、就是妻子、就是孩子。每当这个时候，你的心就会像刚刚被皮鞭抽打过一样疼痛难忍，我就经常看见我的战友们抡圆了狠狠抽打自己的嘴巴；可是，我们自己呢？我们何尝不是把我们的生命送到了伊拉克人的枪口上？往往，几个不当值的战友凑在一起喝点啤酒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飞来一枪，当即就会倒下一个。这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神会找到你，你距离死亡也许只有一秒钟的距离；还有，我在我们当中还算年龄大的，他们大多数都只有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实在说，我们都是孩子。我们想念家乡、想念父母、想念家人，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重新看见他们。就这样，在人格受辱、良心谴责、死亡威胁、思乡心切的四重压力下，莫说还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心理上也该垮掉了。
　　记者：我十分理解你们的心情。
　　同车：好多人不堪忍受，就用自己的枪自杀了。
　　记者：真的？！怎么会那样？！
　　同车：你还记得吗？“９１１”事件那天，不是有好多人从世贸大楼一百多层的窗户跳出来了吗？用你的话说，怎么会那样呢？
 
　　安德瑞尔·雷沃斯上士的问题叫记者一时无法回答。他进而介绍说，战地的随军心理医生往往是军官中最忙的一群。他们为一个个“问题士兵”提供心理辅导，可是，面临愈演愈烈的四重心理压力，任何形式的辅导也都只能无济于事。再说，提供心理辅导的军官自己也是人，他们也同样面临着四重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士兵不堪重负，越来越多的善良心灵走向崩溃，有的，就这样走上了绝路。
　　他介绍说，在他的驻地附近，有一处被炸烂的房子。自从某天有人在那幢房子里吞枪自尽以后，那地方就被士兵们看作一个如同教堂一般神圣的所在，没有人敢对它有丝毫不敬。就因为它那曾经是橙黄色的外墙似有些加利福尼亚建筑的味道，士兵们便送给它一个催人泪下的名字－“加利福尼亚饭店”。从那以后，约定俗成，“加利福尼亚饭店”便成了士兵们的“自杀圣地”。“昨天ＸＸＸ去了加利福尼亚饭店”也成了士兵之间相互传递自杀消息的一句讳语。每当这个时候，他们便仰天长叹一口气，默祝那个可怜的灵魂安息。
    同病相怜的年轻士兵，同在四重巨大心理压力的作用下，活着的士兵对自杀身亡的战友充满了同情。他们往往善待他的后事，上报减员的时候，大家也都心照不宣，通通报作英勇战死，以保全他们那可怜的同命运战友的最后一点点名节。

　　“加利福尼亚饭店”的话题使访谈第三次跌入低谷，这次，记者陪安德瑞尔·雷沃斯上士一起落了泪。作为结束语，记者问了他最后两个问题。
　　
　　记者：我愿那些孩子们的灵魂安息。请问，在你的所在部门，有这样的自杀记录吗？有的话，多少个？
　　同车：没有！绝对没有！就是有我也不会告诉你，我要对他们的灵魂负责。但我能够告诉你的是，在美军里，士兵自杀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还要告诉你，只要他还承认自己曾经是个军人，就绝对不会有人告诉你那些人姓氏名谁、来自哪里。如果有人胆敢出卖自己的战友的灵魂，我们都会一起唾弃他。
　　记者：我十分尊重你们这份曾经共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之情，保证不会再向任何人问起。同时，我还要替那些年轻的灵魂谢谢你们这些理解他们、成全他们的真正的男子汉！最后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发一张你的戎装照到我的电子信箱里？我出稿子的时候要用。
　　同车：对不起，我没有保留它们。因为没有价值，都烧了。
　　记者：你就这么痛恨这场战争？
　　同车：是的，“长官”。
　　记者：你又来了。我可以将你的这段不愿保留戎装甚至戎装照的原话写给我的读者们知道吗？
　　同车：是的……我是说，你可以。
　　
　　窗外雨丝依旧，车内鼾声如雷，就连身旁的安德瑞尔·雷沃斯上士也已然昏昏睡去。好一副唯我独醒图！于是，抽出计算机，一气呵成，给您献上了我这篇含泪写下的稿子。
（图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