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堂教学改革彻底改善了山西的教育生态，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植物园似的学校、遵循学习与成长规律的课堂模式，让这里的孩子自然、茁壮地成长。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中，生命呈现出了自由成长之美。

  2012年春天，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采访团走进山西，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11个地市的50余所学校，访谈400余人，亲眼目睹了生命的狂欢景，亲耳倾听了成长的拔节声，亲手描摹了——

  阳春三月，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走进山西”采访团的第一批记者登上了开往山西的列车，开始了近两个月的山西课改生态考察。

  列车一进入山西地界，立刻钻进了黑漆漆的穿山隧道。黑暗漫长，恍如入夜。就在黑暗快要让人失去耐心的时候，天光倏然放亮。车窗外，灰黄秃露的荒山猝不及防地跳在眼前，无边无际也无生机。隆冬的残雪尚厚，初春的新绿全无，那些厚厚的山如同障壁，把山西隔绝在了春天之外。忽又想起龚自珍说山西“土著者不愿徙”，可见山西还是相对封闭的。

  社会学研究表明，由于大山遮蔽，视野逼仄，生活在山区的人们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相对封闭保守的群体性格，其特征之一就是不愿改变、不愿接纳新事物。而课改这样破旧立新的“新事物”会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蓬勃生长吗？

  当我们真正走进山西的课堂，看到课改在这里的“生长”状态时，这些疑虑烟消云散：山西的课改呈现出良好的生长态势。如果把课改比喻成一棵树，那么它在山西这片土地上的长势是：根系深、枝叶茂、树干高。

  所谓根系深，是山西课改已经深入到教育所有层面——从义务教育段到高中段都在贯彻课改的精神；课改的影响已经从课堂延伸至学校管理、校园文化建设、教育行政，乃至教育政策的制定。

  所谓枝叶茂，是山西课改已经覆盖了几乎所有的区域。如果说全国课改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话，山西课改则是“地不分城村，校不分强弱”，都在课改的路上前行。

  所谓树干高，是山西课改在不断突破，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有些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

  上面所列举的三个特征只是表象，它所反映出的内涵是：山西已经将课改的精神、理念、方法进化成为一种教育生活方式，使之自然、和谐、常态化地生长在这片土地上。

  山西的课改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呢？

  高中课改：发于责任，成于勇气

  高中一向被视为课改路上最后的碉堡。在高考的重压之下，许多高中，特别是所谓的优质高中，紧紧抱着应试教育的大腿，不敢妄动。以“前途”的名义筑起樊笼，用“知识”将学生囚禁，用“升学率”将学校绑架，高中已然成为“一口最烫的油锅”。

  为什么高中课改难？为什么前几次课改终因难以突破“高中”天险而失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在意识里总是把素质教育、课堂改革与考试成绩对立起来，“既然重视素质教育，就肯定考不好，因为高考不考素质”。

  山西从2008年开始全面推进高中课改，因为他们理顺了改革与升学率之间的所谓矛盾。就2011年高考成绩来看，所有进行课改的高中，升学率均在自己以往的基础上有很大提高。

  晋城泽州一中，是山西高中课改的一面旗帜。以前的泽州一中以管理严格而著称，一度堪称应试教育的模范。教师教得很累，学生学得很苦，是一所地地道道的“苦学校”，即便如此，当时的泽中高考二本达线人数也不足百人，多年没有突破。2008年，校长李海勇决定参加山西省高中课改试验项目，彻底改变泽中的旧貌。“当时我刚宣布了这个决定，上下一片哗然，有个家长找到我，指着我的鼻子说：‘我们的孩子是到泽州一中考大学的，不是给你当试验品的！你是校长，要对我的孩子负责！’”当我们和李海勇聊天时，他开玩笑似的模仿着那个家长的语气说。“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憋了半天，我说，我这么做正是真正对你的孩子负责任！”这话是发自李海勇肺腑的。

  2010年高考，泽州一中二本达线人数164人，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那位家长又找到李海勇说：“谢谢你，我的孩子在泽中很快乐。”

  “自从那次高考后，我们有种翻身的畅快感，也坚定了坚持课改的决心。”李海勇对记者说。

  与晋城相邻的运城市，有一所垣曲中学。作为一所县中，垣中生源差，教师素质不高，高考成绩常年处于运城市末流。学校为了摆脱困境开始课改，到2011年，垣中高考成绩已经位居运城市前列。“高中其实更适宜课改模式，尤其是在高三总复习阶段，自主、合作、探究、展示，让我对知识点的理解很深，记起来又清楚又快又牢，效率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不需要淹死在题海里了。”正在进行总复习的高三学生孟佳丽说。

  山西高中课改还有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优质高中参与课改。如果说薄弱高中课改有些许“逼上梁山”的意味，那么优质高中的课改，则是源于学校“要对学生终身发展负责”的自觉。而且相较于一般高中，优质高中课改需要更大的勇气。

  朔州市朔城区一中是山西省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是多所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的“优质生源基地”，多年来高考升学率一直名列全省前茅。“学校实力如此雄厚，成绩如此优秀，为什么要顶着外界‘自找麻烦’、‘沽名钓誉’的舆论开始课改呢？”在采访中，记者好奇地问校长王尚。

  “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王尚话不多，却很有力。

  “为什么这么说？不课改，您的良心受到谴责了吗？”

  “高中学生有多苦，我心里很清楚，那些华丽的升学率，那些让外人艳羡的成绩，后面有多少血泪，我很明白。”

  但真正让王尚下定决心课改，其实是因为一件事。那是一次在火车上，王尚和一位医生聊天。这位医生说：“将来中国是病秧子大国，你们这些校长就是罪魁。我这次外出是去给一个孩子做手术，他患有严重的颈椎病，却为了高考一直拖延手术，结果高考还没考，自己先面临高位截瘫的危险。你们这么逼孩子是造孽啊！”这句话正戳在王尚心里最痛的地方。

  “孩子们太苦了，尤其是高中学生，一天十几个小时不停地苦学，身体、心理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孩子们能受得了吗？”

王尚对记者说，“作为一个校长，我不想造孽，不想当一个谋杀孩子健康的‘刽子手’，所以当我了解了课改的理念，对许多课改高中做了调研之后，我选择用改革的方式拯救孩子，这让我的良心不那么难受。”

  “课改如果不成功，学校升学率下降了怎么办？这样你岂不是也对不起学生？”记者继续追问。

  “有句话叫知耻而后勇，我就是‘后勇’了。但我这可不是匹夫之勇，因为事前已经做了很充分的调研，我认为课改和高考毫不冲突。这种符合学生认知规律的学习模式，能让学生事半功倍地学会知识，并且在其他方面也能得到全面发展。对于高考我很有信心。”

  果然，课改后的朔城区一中，二本以上达线人数以平均每年230人的速度递增。2011年，朔城区一中二本达线1749人，一本达线684人，朔州市文理状元均出自一中。

  “其实，课改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高考成绩，更重要的是学生的活力被解放出来了。从人的终身发展来看，在课改中，学生所培养起来的独立思考、交往、合作等能力，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良好习惯，比成绩更重要。”王尚总结道。

  目前，山西省有70余所高中全面推行了新课堂教学改革，且成效明显。事实证明，课改、素质教育与学生的学习质量从来就不是一对矛盾体，课改对学生更深层次的能力培养是大有裨益的。

  区域课改：行政助力，智慧引路

  山西全省有近30多个县区在整体推进课改，且呈现出自下而上呼声高，自上而下力度大的局面。

  一方面许多课改校已经自发联合起来，在一定区域内组成联盟，共享课改资源。有些先行先试的课改校主动承担区域内校长、教师培训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山西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也都积极开始了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工作，并从政策上、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课改工作极大支持。

  同时，山西省教科院及各级教研部门，深入教学一线，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来帮扶、指导课改工作，帮助课改学校解决实际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去年，山西省教科院编撰了《“问题导学”教学模式实践操作指南》，用以指导学校实际教学工作，操作性很强。目前，山西教科院又酝酿在下半年，出版一部专门用于指导导学案编制的专著，为各地课改工作提供智力支持。

  在行政力量的助推和教研智慧的引领下，山西的区域课改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涌现出朔城区、长子县、孝义市、新绛县、太古县等诸多区域课改样板。

  长子县是全省区域整体推进课改工作的第一个标杆。早在2010年4月，山西省就在长子县举行了县域整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为什么选择长子？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给出答案：长子县以课题改革为抓手，以教研培训为引领，在全县范围内分步有序地推进课改，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为山西省整体推进区域课改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区域整体推进课改意味着：一方面覆盖域内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年级；另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要重新调配域内所有的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为课改服务。长子县教育局深刻认识到这点，但他们没有急功近利地使用行政手段强推课改，而是按照课改的理念，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启发引导、诱取激情，创造条件，耐心等待学校自发地认识到课改是势在必行，进而主动地开展课改。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断调整推进策略。首先强化了对先行先试课改校的监管，利用观摩评估、定期通报等形式加强课改校的质量建设。保证课改校的教育质量的提升，为其他学校做好示范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长子县充分利用榜样的示范带动力量，调动其他学校的积极性。他们定期组织全县教学管理人员及骨干教师，对县内课改示范校进行了课改观摩，了解课改的理念，体验课改的效果。通过观摩学习，许多学校都主动加入了课改的行列。目前，长子县中小学参与课改的学生数达23818人，占到总数的92%。

  为保障课改的顺利推进，长子县调动所有能调动的教育资源，为课改服务。2011年，县内的岚水中学被列为全省“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实验校之一。在山西省教育厅为该校初一年级每班每小组配备了笔记本电脑之后，教育局又投资40余万元，为学校配置智能化白板、红外线听课系统、10M宽带、多媒体等配套教学设备，并多次邀请专家对实验进行指导。

  为了扫清课改推进道路上的障碍，长子县教育局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建立新的评价与考试制度。他们在试题命制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尝试，多次组织全县课改校优秀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召开各学科试题命制研讨会，大胆采用了体现课改理念和特色的各科试题。另外在教师评价方面，建立了以教师自评为主，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制度，力求使评价更加科学、客观、公正和全面。

  长子县新任教育局长韩红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课改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所有的学生快乐、健康、全面地发展。这是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与长子县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策略不同，地处山西吕梁的孝义市更侧重从校长“开刀”，态度坚决地启动课改。孝义市教育局出台规定：“不进行新课程改革的校长就地免职，三年内课改不合格的校长自动辞职。”这一严苛的规定，对区域内所有校长都是一个巨大的震动。

  “这种做法是否会‘逼迫’那些尚不认同课改理念的校长‘假课改’，要知道假课改的危害甚至超过了不课改。”记者抛出这个问题。

  “我们采取的是体验式的方法，让校长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课改中认识课改。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策略。”孝义市教育局长田曜诚恳地回答。

  田曜认为，教师作为课堂教学改革一线的实施者，其素质是决定课堂教学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其观念和能力素质决定着课堂教学改革能走多远，能有多大效果。所以孝义市教育局花大力气强化师资，为区域整体推进课改提供智力上的支持。

  他们把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作为整体推动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十二五”期间，每年安排500万元的教师培训专项经费，依托华东师大、北师大、东北师大等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建立教师培训基地，遴选校长、教师参加不少于两周的高级研修，并组织参训人员到山西省内外名校挂职学习，进行“影子培训”，帮助广大教师开阔视野，转变理念，提升能力。截至目前已经有千余名教师赴华东师大参加高级研修。

  为了让城乡学校课改工作同步发展，孝义建立送教下乡机制，选派城区学校的名师，每年安排一周时间吃住在农村学校，开展上示范课、专题讲座、评课指导、参与教研等活动，同时让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跟班跟师”，把城区学校先进的课堂教学理念，优秀的课堂教学案例及时地送到农村，加快农村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进程。

  孝义市青年路小学一位数学教师经常去农村中学上示范课，他告诉记者：“农村中学的学生素质正在飞速提高，有时在一些问题上的思维开阔程度，甚至超过了城里的孩子。”可见，孝义市教育局是在以这样的一系列措施践行着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而这正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深层目标。

  山西省教科院院长马玉玺在采访中说：“山西区域课改发展繁荣，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新课堂改革满足了教育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当课改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的时候，也同时改善了一方的教育生态，区域内的原有格局势必被重构——优质校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局面将被打破，均衡的教育生态系统将被构建——以满足更多人对教育资源的需求。这才是区域整体推进课改的意义所在。”

  未来课改：突破樊篱，不断创新

  山西课改生态的第三个特点是，树干高——山西的课改有着全国课改共同的特性，就是敢于不断自我否定、破旧立新，所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在突破课堂的“有形之墙”与“无形之墙”方面，他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尝试。

  从1632年夸美纽斯将“班级授课制”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形制写入《大教学论》以来，在将近400年的时间里，它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教室围墙之外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班级授课制”是否依然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需要，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目前大部分学校的课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班级授课制的一种小小的挑战，它改变了班级授课制所要求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但这只是一小步。彻底颠覆班级授课制，让学习突破教室有形的围墙，同时也突破信息不畅所形成的无形之墙，可能是未来课改的方向。

  以山西省运城市新绛中学为例，从2012年以来，新绛中学大胆地尝试“导师制”，部分打破班级授课制，突破了“有形之墙”的樊篱。所谓“部分打破”，是在现实条件下，依然保留现有的班级形式，但将班级建制“松散化”，让学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从事学习活动；所谓“导师制”，即每一个小组配备一名教师作为“导师”，在未来几年里，由该导师负责该小组所有的学习活动。

  在外人看来，所谓的“导师”和“教师”，只是称谓不同，但在新绛中学校长宁致义看来，教师与导师有几点区别：教师的作用是“教”，导师的作用是“导”；教师给学生灌知识，导师为学生指方向；教师在完成自己的任务，导师在完成学生的任务；教师的工作是备课讲授，导师的工作是与学生共同解决问题；教师让学生模仿，导师让学生创造；教师让学生循规蹈矩，导师让学生自主探究。

  “这就要求导师和学生一同成长。”宁致义说。

  而采用了“导师制”后，学生的学习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宁致义看来，他们可以完全不在教室里学习，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博物馆甚至家里都可以成为学习的空间。导师把需要学习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并带领学生来到此专题的环境里。其实学习知识很简单，只要把学生放在问题的环境中，学生自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把知识掌握了。学生学习归来，可以把学习成果以学习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而到那时，现在意义上的课堂仅仅作为学生展示的场所而存在。

  “实际上，这种学习模式是‘问题导学’模式的最终状态。目前，我们基于教材学习的‘问题导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而‘问题导学’模式，也包括目前所有的高效课堂模式，都是因为学习者被教室的有形之墙隔离，远离问题解决环境，而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所以，解放学生的路还很长。”宁致义说。

  不仅仅在突破学校的“有形之墙”，山西还在尝试突破学校的“无形之墙”。

  所谓“无形之墙”是指学生在信息化的社会里，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不能自由地获取信息，处于一种信息匮乏，或者隔绝的环境里，这些客观条件就构成了隔离学生的“无形之墙”。

  “有的人认为，打破这堵无形之墙很容易，甚至已经做到了——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中使用电脑和网络。我认为这种认识还停留在肤浅的表面。观察全国范围内，许多学校在课堂上都使用了多媒体甚至互联网，但其本质还是‘灌’，教师从‘口灌’改成‘电灌’，方式不同而已。”当记者团来到山西省首批“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基地校之一的阳泉十二中时，校长原林生对记者谈起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据了解，山西教育信息化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0多年了，很多学校都完成了“校校通”（学校可以上网），“班班通”（教室中配备课联网的多媒体教学设备），甚至“组组通”（每个小组配备笔记本电脑，可连接网络），未来还将做到“人人通”。

  “但如果信息技术脱离了新课堂改革，脱离了‘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基本模式，那它依然还是信息化的教材。所以只有在课改的条件下组组通、人人通才有意义。”也是“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基地校的灵石二中校长梁素清说。

  鉴于此，在山西省教育厅的主导下，山西省教科院与山西省电教馆联合开展了“基于网络和课堂双平台自主学习模式研究”。据悉，山西省目前共有9所学校成为基地校。所谓“双平台”就是网络平台和课堂平台，学生可以自由利用两个平台搜集自主学习所需的资料，并且将展示环节搬到电子白板上，方便快捷。

  在“双平台”的基础上，山西省教育厅、省教科院又提出了“无界课堂”概念。

  “无界课堂”是指基于网络与课堂双平台的教学模式，将在六个方面打破界限，即学习时间、学习场所、学习群体、学习内容、学习方式，评价方式，从而形成无界课堂，最终促进人才不拘一格地发展，即实现成长为本。

  “具体而言，学习的时间不局限于上课时间，学习的场所不局限于教室，学习的群体不一定是本班级的师生，学生可以借助于网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向任何可以交流的对象学习，而学生学习的内容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自己的爱好进行选择，真正实现学习的个性化和个别化。学生学习的方式可以是实地听课，也可以是网上远程听课，也可以是自主探索研究。而对学生的评价可以通过网络或者集中的考试实现。因此只要平台搭建，资源充足，学生的学习就可以突破束缚，真正提高效率。这就是无界课堂的追求。”负责此项目的山西省教科院高中中心副主任薛红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通过实地观察，我们相信“双平台”下的“无界课堂”将是突破“无形之墙”的重要武器，将是未来课改的发展方向。它将引发教育系统性、全方位的变革。或许到那时，山西今天的这些探索才能显现出它们真正的价值。

  而对此，张卓玉信心满满：“我坚信这是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