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接受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对方是江西的一家期刊社，和我通话的青年人似乎对课改有很多疑问，但他很坦率地问我，既然这么多人反对，干吗要改呢？我告诉他说，改是一场民族的自救，因为我们的教育是“非教育”或者话句话说叫“非人性”的教育。

   他似乎明白了一些，接着问，那么阻碍课改的人到底是局长还是校长？我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关键取决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格局”如何？我们不是有那么多的局长一直在身体力行着改革吗，同样也有那么多的校长被逼着改却依然两面三刀。他的疑问又有了，既然必须要改，为什么校长会两面三刀的？我又不好回答他了，我只能这样说，有些校长缺乏教育信仰所致。他接着问我，这样的校长有多少？我回答，很多。教育是中国整个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你看看政府机关里有多少贪赃枉法的，教育就有多少个不该当校长的校长，教育的问题有些是校长的问题，但有些也的确是体制甚至制度的问题，尽管我一向不愿意将问题归咎为体制。之所以不愿归咎，是为了激励更多的校长敢于掀翻“铁屋子”，也就是敢于破除体制的桎梏，就像陶行知所说，“敢恳未垦之疆域”，教育的希望终究在教育人自身！如果教育人没出息，什么体制制度也不可能拯救我们的教育。

   我的话题一打开，他连声称是。我又说，我之所以说课改就一场自救，是基于教育人的“不争”而讲的，我的焦虑在于，教育人的不争，贻害的却是我们的未来——孩子没希望，这个民族岂能有希望？我说孩子没希望，更多的是指我们今天的孩子在精神上的发育，他们原本应该成为一头一头的小野兽，那种生命的勃发应该充满了感动才对，可你现在能看到吗？谁偷走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天性、思维能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教育原本是“人学”，可离开了这些与生命生长相关联的内容，教育还是“人学”吗？不，是动物学，我们把孩子当猪样，圈起来，甚至细化到每一分钟如何去训练、驯化、驯服，遗憾的是这样做的学校竟然会成为“名校”，竟然有那么多的教育人趋之如骛去取经，教育的不堪首先是教育人的不堪！当然，有时候也有媒体的不堪，因为媒体在鼓噪、在正面宣讲、在推广这样的不堪！所以，我们中国教师报才提出要打造一支具有教育信仰的传媒铁军，我刚才说了教育是信仰、是宗教，核心是对“人”的信仰，是以人为本，离开了这个信仰，教育能是什么样的？

   青年人停顿了很久，然后问我，那课改的抓手是什么？我说我以前主张以模式为抓手，现在还是这样主张，但需要加上一条，仅仅靠模式是不够的，模式必须是基于教师的教学观念“到位”之后才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道理很简单，模式就像宝马汽车，如果你把宝马交给的是一个农民，他把宝马拿来耕田，那宝马可能及不上一头更牛，今天很多人对课改新模式的质疑大多就属于这种情况，每当面对这种质疑时，我真的是无言应对。他又问，导学案呢？我说导学案的唯一作用，我把它定位在“学步车”上，不让教师讲了，可学生不会学，好比是鼓励母亲把孩子从怀抱里放下来，可不抱着走孩子不会走怎么办？这时候学步车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导学案就是这样的学步车，关于导学案，很多人至今不明白它的功能，因为上课就是学导学案！错了，大错特错，不是学导学案而是用导学案学，导学案仅仅是工具，是媒介，是摆渡用的渡船。

  青年人又说，李老师，我很钦敬您的很多话，真的是振聋发聩，比如课改就是从油锅里捞孩子，课改就是放生等等。看来这位青年是研究过我的，我呵呵大笑着挂断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