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种教育理论诉求与公众教育诉求错位和断裂所造成的教育尴尬，不仅发生在江苏的南京地区，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生。这是中国基础教育所面临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在当前升学就业的压力没有根本缓解的情况下，在高等教育仍然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的情况下，高考竞争就必然是生存竞争的一种重要形式。当理论的诉求与现实发生断裂和错位的情况下，是选择理论，还是屈从现实？教育理论专家们往往主张理论诉求引导公众需要。但公众和家长不买帐：教育是政府向公众提供服务的一个部门，满足公众的教育需要这是学校存在的基本前提。为孩子上大学做好准备，这是最直接最现实的公众诉求。

理论与现实是否可以找到一个结合点？高考命题内容和考试办法是否能够充分体现课程改革的理念？考试的目标与教学的目标是否吻合？但家长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拭目以待。

当教育界许现成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我的朋友，江苏省著名校长潘文新著文《何教授，你为何推崇“县中模式”》，言辞尖锐，文字激越，他敢于冒犯“专家”，直言何先生开的“药方”是"从总体上讲，南京的娃娃再‘紧'一点、‘苦'一点，‘县中'的娃娃再‘松'一点、‘乐'一点，事儿不就摆平了吗？" ，何先生说得轻松，但我们听得沉重，问题是这个"紧"和"松"是何先生能调节得了的吗？

如果"松"的"紧"了，"紧"的更"紧"了，何先生可有良方"轻松"摆平。现实社会的现状正如何文中所说"城里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就业的门路多，农村的孩子则不然，苦于生计，他们自己，他们的家长，比城里人更迫切地期望上大学，这种心态有何不可？"当农村的"紧"了又"紧"的人们，用何先生问我们的问题来责问何先生，何先生是否能不矫情地站出来保证，"我的孩子不必上大学，高中毕业了立刻就业！"我想何先生可能已经不存在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但也未必能摸着胸响亮地回答。在高考招生的人数，招生比率还不能确保让每个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时，即使是每个孩子都能上大学，但不能保证每个孩子上到理想的专业和学校的时候，何先生如何既让南京的考生、农村的考生都满意，同时又做到规定的"紧"一点的"紧"一点，"松"一点的"松"一点。
    何先生既然认可"城里的孩子考不上大学，就业的门路多，农村的孩子则不然，苦于生计，他们自己，他们的家长，比城里人更迫切地期望上大学，这种心态有何不可？"怎么能够断定当南京也卷入高考的争夺之后，"县中""松"得起来，"乐"得起来呢？怎么知道，当"县中"的成绩下降后，"县中"的领导、师生没有你所说的"一个地方的高考总是搞不好，不但有负于民众，而且有负于国家，只有卧薪尝胆、发奋图强才是！"的压力。当大家都把这个压力当作动力时，不仅"读书就得自习，白天上课只能晚上自习"，而且"5天上课也罢，6天上课也罢，天天上课也罢"，否则恐怕是达不到何先生所说的境界的。何先生的境界就是"课堂教学的精细化管理是颇有特色的，那里的老师对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问题，对听课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反馈很迅速；老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善于通过作业和学生提问及时加以掌握，师生之间有着良好的沟通方式———这才是我们南京中、小学校内教学‘应当'追求的境界！"境界固然美好，但我实在估算不出达到这个境界，每晚需要上几小时晚自习，每周要上几节课。
    在何先生眼里，我们这些"评论家"是不切实际的，不负责任的，但恰恰就是我们生活在应试压力下，生活在教育第一线。对基础教育"应试教育"的弊端感同身受，我们一时固然也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却清楚何先生这个"忙"，越帮越"忙"，越帮越"乱"，越帮越"倒"。"江苏基础教育又在折腾了"，"迷不知吾所如"的南京市教育局，其他各县、市教育局局长，南京市中学校长，最后肯定还是听何先生的，这是必然的结局和不争的事实，因为他们面对着巨大的压力和有着强烈的利益趋动。
    我曾说过南京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搞素质教育，而在于没有"真正"搞素质教育，因为"高考成绩"是高素质的必然副产品。另一方面师德大面积的"滑坡"也是重要原因，当一个教师从家教中获得的受益超过工资收入时，本职工作和家教在心中发生错位是正常的；当90%的老师都视搞家教为正常时，教育质量的不滑坡便是不正常的。以南京的学源质量，师资水平、硬件条件，投入到应试竞争的浊流中来，应该在全省排第几名才会合适呢？会对全省基础教育产生怎样引领和带动作用呢？我分明已经感到从"石头城"里升出一面白旗，上面写着"应试"两个字。但关键的不是高考之"痛"，关键是在"痛"之后还吃错了"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