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引用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不能忍受寂静的“噪声文明”，意犹未尽。对于中国人的音量，我自己在海外也深有体会。我认为中国人出国要入乡随俗，第一件事是要调整说话的音量。中国人嗓门之大真正的无与伦比。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我当年第一次出国到法国，一下飞机就感觉到异样：诺大个巴黎戴高乐机场，旅客何止成千上万，可怎么就是没有像咱们小小的首都机场那样人声鼎沸的热闹气氛。中国民航航班的抵达，总算给戴高乐机场带来了一点生气。只听这边有人吆喝：“你的行李来了吗？”那边有人高声回应：“来了一件，你的呢？”。如此喊话，此起彼伏。我自己拿行李手忙脚乱，一不小心居然砸在一个法国先生脚上。我顿时很紧张，到不是完全因为砸了人家脚，而是觉得自己的这点法语底子，怕是应付不了人家一顿奚落。他要是说“你眼瞎了吗！”我该回答什么呢？不料，那人竞轻声说了声“Pardon”（对不起）就匆匆离去了。一晃巴黎机场这一幕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有一年冬我经香港启德机场回国探亲，在熙熙攘攘的候机大厅忽听有几个女人（穿工作服，是机场清洁工）在用粤语大声吵架。可是，除几个外国人好奇地向那方向张望一下外，中国人（或中国人模样的人）皆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我反正等候转机闲极无聊，索性看看她们到底是为什么吵。过了五分钟，这几位大嫂依依不舍地道别时，我才意识到她们大概是又有小半天没见面了，刚才不过是在交流感情而已。有什么奇怪的呢，别忘了这是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呵！

中国人为什么说话嗓门大？柏杨老先生有这样一个见解：因为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所以嗓门特别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理大就不怕。我虽然对柏杨的许多见解都感信服，却觉得他的这个解释有点牵强附会，大概是反映了老先生恨铁不成钢的感情吧。另一位先辈学者梁实秋也对此发过议论。他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可能与早期之农业社会有关，早晨在田野中相遇，老远就大声问好。有这么一个笑话：从前有两个人，分别住在河两岸，两个人耳朵都不好，不过倒是都很客气。一天早晨，河西的看见河东的拿着把镰刀出门，就对着对岸大叫：“喂！我说，你是去割草吗？”河东的看见河西的向他大叫，知道是关心自己去做什么，于是大叫：“啊，不，我是去割草呀！”河西的看见对岸的人冲他大叫，知道对方回答自己了，很有礼貌地大声回答说：“哦，是吗，我还以为你是去割草呢！”

不过，这个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且不说世界各国祖先都从农业社会过渡而来，就是咱中国也有苏州乡下吴侬软语，并非一定是大嗓门。我虽然没有语言学的底子，不过凭亲身体验来看中国人的大嗓门只能从语言本身找原因。仔细想一想，以北方音为基础的中文普通话椅子一音，所有字词均以元音（如阿，欧，厄，依，巫，吁之类）结尾。通俗一点，就是说中国人说话闭不上嘴，拉长音、加重音都方便。比如，中国人见面说：“你－吃－了－吗？”，一字一顿，如何能轻声细语？如果说话人硬要压低嗓门，只能让对方怀疑其诚意。又如，中国人发怒时可能高声大叫：“住－－口－－！”同样的话用英语说是“Shut up！”由于两个单词结尾都要真闭嘴，有劲使不上，声音想挑也上不去。所以，当中国人初学外语时，往往疙里瘩瘩，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大声往外蹦。当慢慢说一口流利的外语时，音量自然就降下来。不过，一旦遇到神州的来的老乡，国民待遇，旧病复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样理由，意大利人说话就比其他国家人的音量高一些，但是却比不了中国人。这是因为中国人说话不但闭不上嘴，而且还有四声之分（粤语等地方语言还要多于四声），这四声乃至平仄、韵律、对仗都需要以一定的音量才能区分。

往深里琢磨一下，中国人不光是说话嗓门大，而且对一切声音大的东西都有些崇拜的意味。从古至今，中国人世世代代在“爆竹声中一岁除”；喜庆日子要敲锣打鼓；打仗胜利了要“凯歌高唱”，改朝换代前往往先是“劈雷一声震天响”。就连描绘英雄人物，也喜欢说某某人高谈阔论、声若宏钟，其大名则是如雷贯耳。我们小时候唱过“火车向着韶山跑”，一开始就是“呜-轰隆轰隆”。课文里也经常出现火车“呼啸”而去、机器“隆隆”响这类字眼，似乎现代化与噪音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好兄弟。中国人好热闹，怕寂寞。一方面制造声音崇拜，另一方面常常对有肃静特征的人与物竭尽贬低之能事。很多文学作品里都有“象死一般寂静”这样的描述。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一动一静，一褒一贬，爱憎分明。想一想，汉语中类似这样含有贬低肃静意味的成语俯拾即是：“人微言轻”、“哑口无言”、“装聋作哑”、“低声下气”、“默默无闻”、“销声匿迹”、“理屈词穷”、“鬼鬼祟祟”、“沉默寡言”等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中国人的大嗓门还真没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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