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殖民者侵入非洲之前，处于传统生活方式下的许多部族虽然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相应的文字，当然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没有文字并不等于没有经验的积累，没有学校也照样有知识的传递。生活和劳动本身就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学校。

在非洲，不论男孩还是女孩，从出生一直到十岁左右，一直在母亲的呵护之下成长。我们现在在非洲自由市场上到处可以见到正在作小买卖的母亲背上裹一个婴儿，身边跟着一个甚至多个孩子的景象。孩子跟着母亲学会说话，认识外界的人与事。到了十岁以上，非洲的儿童就开始帮助大人做事，男孩要拾柴割草，看护家畜；女孩要背水做饭，看护弟妹。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就要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走入了生活的学校。在这所没有课桌课本的学校里，村里的阿叔、阿婶都自觉不自觉地都承担起了教育下一代的任务。非洲人关于天、地、水、动植物乃至人类本身等许多认知都是以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形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比如说，田间休息时突然看见有一条蛇从草丛中钻出来，年长的智者就会借这个机会向孩子们讲蛇的传奇故事，出个谜语或者讲个谚语，顺便介绍蛇的种类、益处和危险。再比如，看见成群的蚂蚁抬着猎物蚂蚱回洞，老人又会向孩子们讲“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这种教学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启蒙”的渐进过程，直到举行成人仪式才算“毕业”。

西非的颇耳族人（散居马里、塞内加尔等国家）从学习与教育的角度把人生大致分成几段，每一段都是21年：从出生到21岁，是汲取和积累知识的过程；21岁到42岁，是在实践中提高的继续学习过程；从42岁到63岁，是把所有的知识交给后代回报社会的阶段。超过63岁的老人被视为功成名就的哲人。由于没有书本，所以非洲有“一个老人的逝去，就是一座图书馆的焚毁”的谚语。在非洲人的传统观念里，长者即是知识的象征；尊重长者，就是尊重知识。同时，由于这些知识是通过口头传授的，有一定的随意性，非洲人又养成了“大概其”的习惯。直到现在，我们在非洲还时常看见当地人办事做生意“说的过去”就行，而不拘泥于纸上的规章制度或者合同条款。

欧洲的传教士和殖民者来到非洲以后，他们所到之处打乱了非洲传统教育的模式，引入了以殖民者语言为基础的欧式现代教育。1816年法国人在塞内加尔开办的圣路易合作学校是非洲最早的学校之一。这些学校里的教师、教材均来自欧洲，黑人孩子在课堂里高声朗读“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或者“我见到了女王”这样的课文。在殖民统治下，能够进入学校学习的儿童还是属于幸运的少数“精英”。到六十年代初非洲国家纷纷取得独立的时候，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国家的小学入学率为36％，中学入学率仅有3％，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料，加纳、赛拉利昂和马拉维独立时，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分别为90、72和2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