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故事
斯 雄
(附记:再贴旧文一篇(原题为<赌与腐败>)，好在没什么时效性，聊以慰藉吧，不好意思，哈哈)

 

在内地，开赌场本来是禁止的，但偶尔也有例外。

 

1998年，我去云南边陲一座美丽的边城。晚上，市委书记、市长请我们一行人吃饭，席间，一人推开我们包房的门，站在门口，用很漠然的目光扫遍全屋，留下一句“哦，你们在吃饭”，便转身自顾自走了。看他那衣着、口音和做派，定是当地人无疑。

 

我很惊诧：市里的主要领导在这儿坐着，他居然敢随便开门进来，且爱搭不理的，如此放肆，根本不把领导放在眼里；更奇怪的是，领导们也都很木然，仿佛根本没刚才这个人、这回事似的！

 

后来，友人悄悄给我道出了个中原因。

 

那位闯进来的“莽汉”，是当地的“赌王”，是个退伍军人，曾在派出所干过几年合同制民警，后下海。他当时并无什么本钱，但脑瓜子灵光，先想方设法打通关节，找到贷款，然后用其中的大部分再去打通关节，再贷款；如此反复之后，贷款也从最初的几十万到了上亿元。于是他在边城建宾馆、开赌场，好不热闹，当然还办了一些其他实体。他既不是省油的灯，也不会是安分守己的人，经营之中，违法的勾当自然不少。政法部门要处理他，金融部门也找他追贷款，他则明确告知，钱所剩无多，命有一条，要抓就抓。结果，金融部门帮他出面求情，不让抓人，只要他活着，干什么都行；上上下下的领导也出面给各方打招呼，要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尽可能提供方便。

 

据说，边城里原有七八家赌场，但真正始终能正常营业的，只此一家。

 

到了这个份上，自然谁也不敢惹他了，而他也不再把谁看在眼里。

 

但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顾忌。听说有中央来的记者，他便让赌场停业一天，晚上到我们吃饭处，只是想验证一下——他怕记者，特别是中央来的记者，一旦曝光，局面不好收拾的。

友人进一步说，在这里，很多开小店的、做小买卖的，不少都是有来头的。好多过去都是内地的大小领导和老板，因为在此豪赌，输得不名一钱，无脸回去，也不敢回去，只好在此落脚。

 

友人带我认识了一家洗头店的老板。他年近四十，戴副眼镜，穿着拖鞋，说普通话，一接触就知是有些层次的人。他原来是上海某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一家大型企业负点责，有家有口，事业有成。可嗜赌，几年前带一大笔公款到边城豪赌，输了个精光，便再也没有回过上海，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了。

 

想不到，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大上海的冒险家居然跑到小小边城来闯荡了。

 

在边城设赌，有些天高皇帝远。但在北方一个偏僻小县里，也曾有一香港老板投资的娱乐城，其中对外号称“十八K俱乐部”的，即是一座与国际接轨的赌城，要取得会员资格需至少十八万元。里面从设施到规则和服务规范，全都是引进的，服务生也都到国外培训半年后才上岗。该城并专设公安局，由省公安厅直接领导，地方公安不能插手。虽然地处偏僻，但刚试营业，生意就相当火爆，赌客大多从北京、港澳来。后来东窗事发，立项批建的过程中，牵涉到一批高官的违纪违法，先后被处理，赌城也因此关闭。

 

前两年，湖北武汉市的一位厅级干部和辽宁沈阳市的一位高官，也是因为用公款在港澳豪赌狂输，而丢了乌纱帽的。

 

在内地，一旦什么东西被禁止，腐败便很容易与之挂上钩。赌，便是其中一例。

 

边城的那位“赌王”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不过，几年过去了，倒也没听说那边有什么人因此出事的。

                                   （大公报副刊《大公园》2001年9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