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好的女友是个疯疯癫癫的四川小女人，我怀疑她的PG是尖的，因为她永远无法安静、永远无法坐下来。她的母校就是我目前工作的大学。听说她曾经是我们这个大学名噪一时的长跑运动员。她当年的同窗跟我说，她跑起来就像一匹小马。

    她是个女人，但是我觉得同窗的这个“小马”的形容却十分地贴切。

这个擅长跑步的小女人当然是一个马大哈。有一年单位组织春游，她把才三岁的女儿带了去。因为只顾着自己玩儿，女儿不慎掉进了旅游地的厕所差点丢了小命。而如今，只要女儿哪天考试差点儿，她就嘀咕说：唉，都怪在厕所淹坏了脑子。。。。。。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女人，却酷爱伺弄花草。也许是成都人的禀性使然吧，她家的阳台上摆满了花卉。有的肥厚高大，有的玲珑秀雅；但是，没有哪一种是不开花的。不像我养的花草，都只长叶子不开花。可是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比她更能伺弄花草的。人，往往容易犯思维定势的错误。

几年前，这个跑步的小女人被民主选举当了她那所大学的一个副院长。有人等着看她的笑话。他们说，这样一个马马虎虎又不精通学问的女人做领导，有她哭的时候。

可是，几年过去了。每周，院里都要集中学习政治和处理行政杂务，院领导轮番上台。领导在上面声嘶力竭，小老百姓在下面各得其所。但是，只要小女人一上台，台下就寂静无声。

大学流行合并，她那个大学也不能免俗地跟另外两所大学合而为一。新的大学有两三个校区，分布在城市不同的角落。小女子分管行政。于是在一天之内，人们能看见她一会儿在这个校区，一会儿就去了另一个校区；舟车劳顿，她却永远神采奕奕，永远是身板笔直，笔直到后脑勺与脊背挺拔成一条直线，而脑袋却习惯性地高高扬起。学生说，看见这个女院长总会想起大观园里的王熙凤。

“王熙凤”从武汉来上海出差。临返汉之际，硬塞给我几大包吊瓜子。

到底是人以类聚。小女人强迫我接受她的各种礼物，倒是跟我如出一辙。她酷爱吊瓜子，所以她不能忍受我对吊瓜子一无所知。

无奈，对照着吊瓜子的标签，我上网摆渡了一番。原来吊瓜子就是学名栝楼子的籽，颗粒小，皮薄。栝楼子营养丰富，炒熟之后味道香浓，回味悠长。但因为皮薄易碎，吃起来甚为艰难。也许是出于对食欲成就的追求，人们吃吊瓜子往往欲罢不能，越是难吃越上瘾。

于是，今天的整个下午，我就一手吊瓜子，一手汪曾琪。我以为，嗑瓜子的时候必须要读点儿闲书才够闲、够美。而对于磕瓜子这种技术活儿，我一向不够老道。小的时候，如果母亲嗑好了瓜子给我吃我就吃，母亲不帮我嗑的话，我是不会亲自动手的。但是，今天这个下午，我是下了决心要亲自吃瓜子的，而且是吃这个又好吃又难吃的吊瓜子。果然，今天我吃得口水漫漫嘴唇肿胀。

其实，汪曾祺的文字我从小就涉猎过。有师长力荐我读他的《受戒》《异秉》等，但我读不下去。少年轻狂。我觉得汪的小说人物都是靠语言树立起来的，而我喜欢的却是那种靠行为、动作和诸多细节活起来的形象。因此，囫囵了一鳞半爪之后，我就坚拒不读汪曾祺了。

可是这几天，因为吊瓜子的原因我不得不再次读到手边汪曾祺的散文《随遇而安》。《随遇而安》写的是汪曾祺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劳动的事情。依然是汪一贯的流畅直白的语言，平淡质朴，不事雕琢。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他在文中写道：

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看这段文的时候，我是在吃吊瓜子。这段文字使我吃得更加心安理得。我感觉汪与我一样，是在平淡生活里对吃怀有激情的人，因而产生强烈共鸣。而在《四方食事》里，汪这么写： 

北方人爱吃生葱生蒜。山东人特爱吃葱，吃煎饼、锅盔，没有葱是不行的。有一个笑话：婆媳吵嘴，儿媳妇跳了井。儿子回来，婆婆说：“可了不得啦，你媳妇跳井啦！”儿子说：“不咋！”，拿了一根葱在井口逛了一下，媳妇就上来了。。。。

读过之后不由会心而笑，掩卷之余有如余音绕梁。同样是读，今天的感觉与少女时代竟迥然不同。

家门口有两米多高的亚热带花卉。秋阳之下，白花花灿烂一片。我以为那就是铁树开花了，遂奔走相告。有人纠正我说那个花不是铁树，而是剑兰或者龙舌兰。上网一百度，原来那花既不是剑兰也不是铁树，而是剑麻。不免有点遗憾，怎么就不是龙舌兰呢？

我喜欢的文人许地山曾有一文《生》，写到过龙舌兰。他说：

我的生活好像一棵龙舌兰，一叶一叶慢慢长起来。某一片叶在一个时期曾被那美丽的昆虫做过巢穴；某一片叶子曾被小鸟们在上头歌唱过。现在那些叶子都落掉了！只有斑楞的痕迹留在杆上，人也忘了某叶某叶曾经显过的样子；那些叶子曾经历过的事迹唯有龙舌兰自己可以记忆得来，可是它不能说给别人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的那个长跑女友就是龙舌兰。

于是，在今天的这个下午，龙舌兰，吊瓜子和汪曾祺就这么神奇地联系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