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鲁迅跟许广平还没有结婚，鲁迅在厦门上班，许广平在广州上班，这对情侣两地分居，彼此想念。元旦那天，许广平给鲁迅写信，谈自己怎样过节，她说自己过得很平淡，没有出去给人拜年，连一张贺年片都没有寄。至于贺年短信，那就更不用说了——她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呢！

虽说没有手机，那个时代也有跟今天一样的地方，譬如说，每年都会过两个新年，元旦过一个，春节过一个。或者换句话说，阳历1月1日过一个新年，农历正月初一再过一个新年。不信请看老舍在民国时代写的文章：“到了现在，过年的艺术不但在质上，就是在量上也在迈进，以次数说，新年起码有两个，增多了一倍，活个七老八十，能过一百好几十次新年，正是五风十雨皆为瑞，一岁双年总是春。”（老舍《大发议论》，原载于1934年2月16日《论语》）

为什么要过两个新年？因为民国时代通行两套历法，一套是阳历，一套是阴历。本来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南方的新政府就主推阳历，废除阴历,北洋的军阀政府也遥相呼应，大刀阔斧地取缔着传统节日。到了1928年北伐胜利，军阀倒台，国民党基本上统一南北，废除阴历的口号喊得更响，高层领导和新派人士几乎把阴历和所有传统节日都当成了封建的标志和阻挡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坚决要求扫荡干净，甚至出台红头文件，禁止大家按阴历过节，所有节日都要按照阳历来过。

例如民国北京张贴过这样的通告：“晓谕人民，今年元旦改用阳历，家户店铺应贴春联，旧历除夕禁放鞭炮。”南京市政府也曾经规定“严禁庆贺废历新年”，春节期间不放假，不拜年，不磕头，不发红包，一切庆祝活动都要放到“国历新年”也就是元旦那天进行。

可是文件归文件，传统归传统，少数新派在元旦那天过大年，大多数遗老仍然在正月初一过大年。还有一部分老百姓迫于政令，无所适从，既想过传统节日，又怕撞到枪口上，只好把老风俗跟新历法混搭到一块儿。例如民国前期武汉市民居然在阳历的5月5日包粽子、赛龙舟，而上海市民则选择在阳历的7月7号过七夕，到了真正的七夕那天发现官府并不禁止，又过了一次七夕，以至于《申报》特意刊发游戏文章来调侃，说新历法把牛郎织女搞昏了头，不知道哪个七夕才是他们鹊桥相会的日子：“乞巧如今亦自由，推翻旧历迓新秋。年年七夕双星会，偏把佳期误女牛。”过年也是如此，一些民国人既过阳历年，又过阴历年，元旦那天祭祖、拜年、贴春联、包饺子，正月初一再次祭祖、拜年、贴春联、包饺子，一年能过两个春节。

譬如上世纪三十年代，浙江宁波有一对夫妻，丈夫比较新潮，只过阳历年，元旦到来那天，他上街买了一条鱼，放到砧板上，扬起刀说：“今年如再要过旧历年者，有如此鱼！”说完一刀把鱼宰了，炖到锅里，上街买了一瓶酒，写了几幅春联，放了一挂鞭炮，有吃有喝，自己把新年过了。邻居家小孩子到他家来玩，他每人发一枚小银元和一枚大铜板，当做压岁钱。对于这些举动，妻子不理不睬，一个月以后，传统的除夕来到了，妻子开始上街买年货，包饺子，贴春联。第二天早上起来，房东太太领着小孙女来贺喜，同居嫂嫂领着小侄女来拜年，她也每人发一枚小银元和一枚大铜板当做压岁钱。

像这样的奇景也只有在民国才能见到，现在已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