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一位名叫陈述昆的作者在《申报》上发表文章，对过去十年间（1937年-1946年）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作了一番简评，他说：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囤户，拼命囤积一切可以囤积的东西，但囤积房地产未必能让法币保值。举例言之，1937年某甲在衡山路购进空地10亩，共计20万元，假使囤积到现在，可售8000万元，不计税费，账面上赚了7980万。可是1937年的20万元可以买两万石米，现在的8000万元只能买4000石米，囤了十年地皮，反倒损失了一万多石米。”（陈述昆《房地产公司将往何处去》）

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魔都上海光复不久，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中，可是上海人民却高兴不起来。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呢？因为当他们从大后方返回家园时，突然发现物价飞涨、住房紧张，抗战前勒紧腰带还能奋斗出一套像样的房子，现在却连租房都租不起了。抗战前流行法币，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租一套房子需要几百元顶费（上手房客向继任房客收取的转手费，类似今天的旺铺转租费）；光复后又重新恢复了法币，租同样的房子却需要拿出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顶费。房租涨了多少姑且不论，单看顶费如此这般翻着跟斗往上涨，平头百姓已经无力承担了。

正如陈述昆在文章中所说，抗战前后的上海房地产价格出现了惊人的暴涨：1937年在衡山路买块20万元的地皮， 1946年竟能涨到8000万，十年涨了400倍！为什么能涨这么厉害呢？一是因为人更多了，房更少了——战争毁坏的住宅来不及重建，战后的国民党收复大员和军统机构又凭借权势和枪杆子强占房屋，致使返城难民无家可归；二是因为通货膨胀过于严重，国民政府的印钞机日夜不停疯狂运转，法币飞速贬值，房价自然飞速上涨。

为了应对通货膨胀，为了保住手中法币的购买力，上海市民开始囤积一切可以囤积的商品：粮食、棉布、罐头、鱼干、头油、牙膏、金条、首饰、废弃的汽油桶、杂货店里刚刚上市的红漆马桶……几乎什么都拿来囤上。囤房囤地的就更多了，暴发户一买就是半条街，普通市民囤不起房，就囤房地产公司发行的股票。从针头线脑到土地房产，只要一上市就会被人囤起来，商品更加供不应求，物价更加飞速上涨。

在所有的囤积行为中，囤积房地产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按照陈述昆算的那笔账，地价在十年中上涨了400倍，同期粮价却上涨了4万倍，房地产的溢价远远抵消不了粮食的涨价，与其囤地，不如囤粮。但陈述昆给出的数据其实是错误的，据笔者翻阅《申报》所载粮价数据，1937年4月普通大米在上海本埠的售价是36元一石，当时20万元法币并不能购买两万石米，只能购买五六千石米，进而也证明陈述昆所说囤地十年反倒损失一万多石米的结论是错误的。没错，如果用土地换粮食，囤地确有损失，但其损失没那么大。

1937年花20万元买一块地，能换五六千石米；1946年将这块地以8000万元的高价卖出，能换4000石米。地价究竟是涨了还是降了？答案是降了。囤地与囤粮哪个更划算？答案是囤地更划算。但常识告诉我们，不动产易保存，粮食不易保存，囤粮十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你能躲过虫蛀，未必躲得过日本兵的抢劫。所以务实的投资者仍然将目光锁定于房地产，囤房囤地即使不能完全抵消法币的贬值，至少可以部分抵消财富的缩水。

现在我们从历史回到现实。笔者2011年在三线城市投资了一套商品房，当时楼市正火，成交单价是5047元；今年我将房子委托给中介出售，成交单价是6150元。从购房者的角度看，房价涨了；而从投资者的角度看，房价降了——算上契税、中介费和这几年来支付的物业费，我只赚了7万元，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的贬值幅度，我其实已经赔了。早知道楼市遇冷，当初把钱放进地下钱庄，或者买成股票，岂不赚翻？但是读者诸君都知道，如今地下钱庄大批倒闭，中国股市全线败北，我要是把钱投入这两个渠道，损失可能会更大。

我的意思是说，无论房价是涨了还是降了，我都不后悔当初买房，就像七十年前的上海投资者不必后悔他们囤地一样。还是那句话：囤房囤地即使不能完全抵消人民币的贬值，至少可以部分抵消财富的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