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豫东农村。前些年，计划生育抓得紧，豫东农村的小夫妻往往只要一胎，最多两胎。农村的老规矩，不生儿子就算断香火，为了不让香火断掉，同时又不触犯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大伙就靠B超机来“优生优育”——每怀一个就做一次检查，是男孩就生下来，如果不是，直接做掉。这样一来，家家生的都是男孩，女孩越来越少。

既然女孩越来越少，那么女孩在出嫁的时候也就越来越金贵。俗话说得好，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不管文化高低、家庭贫富，也不管那女孩长得是沉鱼落雁还是鬼头蛤蟆眼，哪怕有点儿残疾有点儿智障，只要到了出嫁年龄，都会有成群结队的媒人上门说亲。男孩可就苦了，但凡文化程度低、手艺没学好、出门打工挣不了什么钱、父母又不是生意人或者村干部的小伙子，都免不了要为自己的婚事发发愁。即使那些有文化有手艺的农村小伙，娶个媳妇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娶媳妇得拿彩礼，而这几年的彩礼是越来越重。比如在我们镇上，订亲时要不掏出三五万块钱的红包来，女方以及女方的父母是肯定不会答应的。女方倒不用花多少钱，女孩过门，无非带过去一张大床一台电视一辆电动车以及红漆马桶梳妆台什么的，这些嫁妆捆一块儿，八千块钱封顶。因此所以，现在我们那儿的很多农民都后悔自家当年生了儿子。

如果我们往前倒退九百年，就会惊喜地发现，那时候中原地区的风俗刚好跟现在完全相反：小伙娶媳妇很容易，不用拿多少彩礼；姑娘出嫁却很难，需要带过去很多很多的嫁妆。

九百年前就是宋朝，我们举几个宋朝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范仲淹的族规。范仲淹是北宋名臣，做过大官，积攒了不少钱，他发家以后，一个人把叔叔大爷堂叔堂伯哥哥兄弟堂兄堂弟总之整个家族全养了起来，家族里不管谁家办红白喜事，都是范仲淹出钱资助。为了做到不偏不向，范仲淹定了个规矩：凡是族里男孩娶亲，彩礼都要按20贯的标准去送；凡是族里女孩出嫁，嫁妆都要按30贯的标准去置。很明显，给女孩办嫁妆要比给男孩送彩礼负担重。

当时一贯就是铜钱1000文，范仲淹制定这一族规的时候，大米市价是50文一石，宋朝一石相当于今天65升，装米大约100斤。50文买100斤米，等于一文钱能买两斤，一贯能买2000斤。现在2000斤普通大米要卖4000元左右，所以按购买力来换算的话，范仲淹所说的一贯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0元，20贯即8万元，30贯即12万元。也就是说，在范仲淹的家族里，男孩娶亲需要送8万元的彩礼，女孩出嫁则要带12万元的嫁妆。

第二个例子，苏辙嫁女。大伙都知道，苏辙就是苏东坡的弟弟。宋徽宗初年，苏辙女儿出嫁，为了给女儿筹办嫁妆，苏辙特地卖了他在河南新乡购置的一块好地，从中拿出“九千四百缗”来，让女儿带进了婆家。“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虽说这时候已经是北宋后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但是一贯的购买力也相当于现在300块钱。那么9400贯相当于现在多少？282万元！苏辙在日记里说，他这是“破家嫁女”。换言之，为了给女儿办嫁妆，他差点儿倾家荡产。

第三个例子，袁采的忠告。袁采是南宋人，做过县官，处理过很多涉及婚姻的民事纠纷。袁采说，一个平民家庭，如果不是特别有钱的话，必须在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就为其嫁妆做好打算，换句话说，你得早点儿攒钱，不能到女儿该出嫁了，才发现存款不足，置不到像样的嫁妆，而不得不卖地卖房。但是袁采没说要在儿子还很小的时候就为其彩礼做准备，这说明跟女孩出嫁比起来，男孩娶亲并不会给父母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

咱们平心而论，范仲淹是有钱人，他给族里制定的嫁妆标准应该比普通百姓的标准高，苏辙也是有钱人，平民百姓肯定也不会像他那样拿出二三百万来给女儿办嫁妆。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家庭置不起嫁妆，不得不让女儿一直在家待嫁。例如南宋初年，四川华成县做普查，县令侯可发现他的治下竟然就有几百个未婚老姑娘。这帮老姑娘之所以嫁不出去，大多不是因为长得丑，而是因为“巴人娶妇，必责财于女氏”，女方父母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置办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