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一则招租广告：

“洋房，愚园路，近渔光村，地一亩余，独立，三开间，三层，电、卫、煤、车全，廉顶，顶费二十二条。”

这则广告刊登在1947年6月17号的《申报》上，它的意思是说，在上海市愚园路靠近渔光村的地方，有一幢花园别墅出租，该别墅是西式建筑，三间宽，三层高，占地一亩多，通电，通煤气（广告中的“煤”即煤气，上海使用煤气很早，清末已设煤气厂，并有煤气管道通往部分居民家中），有卫生间，有车库，房租面议，顶费从优，只收22根金条。

所谓“顶费”，在旧上海有三种含义：

一、前任房客搬走，留下来一批家具，房东或者二房东会给这批家具作价，让后来的房客掏钱买下。这一笔买旧家具的钱叫做顶费。

二、房子租给谁、不租给谁、每月收多少房租，决定权本来是房东的，但是房东图省事儿，把这些权利打包出售，卖给一个愿意帮他打报告、帮他找房客、帮他收房租、帮他看房子的人，这叫“让渡租赁权”。让渡租赁权的价钱，也叫顶费。

三、如果一个城市房子很少，房客很多，租赁市场上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房东就会自然而然的把租房的门槛抬高。想租我们家房子？行，拿钱来，房租得缴，押金得缴，巡捕捐（旧上海业主需要按月或按季向当局交一笔巡捕捐，类似我们现在拟征的房产税）也要替我按时缴上，这些都不说，进门之前还得拿一大笔钱给我，把我哄高兴，不然我把房子租给别人。这一笔用来哄房东或者二房东高兴的钱，同样叫顶费。

从1912年到1949年，上海房子供不应求的时候多，供大于求的时候少，除了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期，租界内外暂时出现过房价止涨、房租略降、房客少而空房多的“奇观”以外，整个民国时代，上海的房价和房租都在疯涨，住房一直严重稀缺，房客一直得看房东的脸色。在这种情况下，房东和二房东肯定要向房客收点儿顶费——因为收了也有很多人来租，真是不收白不收。譬如刊登那则招租广告的房东就狮子大开口，要求承租人入住之前必须先缴22根金条。这22根金条可不是押金，也绝对不能算成是预交的房租，完完全全就是房客献给房东的一个大红包。

国民政府有规定，金条一根，标重10两，22根就是220两。现在一两黄金至少得卖1.5万元吧？220两黄金，就是330万。好家伙！为了租一幢花园别墅，得给房东封上几百万红包，而且房东还在广告上厚颜无耻的说，这是“廉顶”，没敢往多里要。

您恼了：太黑暗了，我不租还不行嘛！当然行，可是您不租，有人租，旧上海不差钱的家伙多着呢，什么满清遗老，什么下野军阀，什么政府要员，什么洋行买办，腰包都比您鼓，这帮家伙本来也许有房子，但是抗战时被鬼子炸了；有的则是刚从内地搬到上海，暂时还没有住所，掏几百万顶费租一幢大别墅住着，在他们眼里根本不是个事儿。再说哪天他们要是不租了，几百万顶费也未必就白扔，他们还可以做二房东，也在报纸上登一广告，把顶费从22根金条抬到23根金条，哈哈，照样有不差钱的主儿抢着来租，居然还有赚头。

由此可见，旧上海之所以会产生租房必须交顶费这种变态现象，也不光是因为住房稀缺，更主要的原因或许是贫富悬殊，以及贫富悬殊的同时政府又没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有效的住房保障。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柯灵先生在《枫桥的梦》里写道：“其实上海何尝房荒，平民虽立锥无地，而达官贵客，巨宅连云，所荒的，是平民没有金条而已。”真是一语中的。

又，柯灵要是活到今天，看到大多数人都买不起房，同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小区又都存在着一批空置房时，他大概会以为出现了时光倒流，嗖的一下子回到了六十年前。

附注：

1.1941年3月5号《申报》刊登竹枝词一首：“人多屋少计堪乘，一度退租价又增。前客未迁来后客，看谁捷足快先登。”该竹枝词可以概括旧上海住房市场僧多粥少、供不应求的现象。

2.1946年上海市财政局调查发现，房东所收顶费一般是年租的十几倍到几十倍。

3.1947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房屋租赁条例》，禁止房东和二房东在房租和押金之外另收顶费、小费以及其他任何名目之费用，但是该禁令毫无实效，因为表面上的供不应求和骨子里的贫富悬殊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