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夏天，鲁迅在今天西城区西四南大街西边的砖塔胡同租了3间瓦房，每月房租是8块大洋，每间月租两块多一点儿。

1925年秋天，21岁的丁玲跟22岁的胡也频同居，到北京西山碧云寺下一小山村租房，一个大院，两间瓦房，房前房后种满枣树，房东每个月问他们要9块大洋的租金，每间月租4块多一点儿。

当时西山是远郊，远郊房租肯定远远低于城区房租，鲁迅每月花8块大洋能租3间房，丁玲每月花9块大洋应该能租4间房或者更多才对。不过有两条我们得考虑：第一，租房不能光看间数，还得看面积，丁玲租的院子大；第二，丁玲跟胡也频当时是小情侣，小情侣租房不喜欢砍价，房东说多少就多少，比较容易挨宰。

有没有可能远郊的房租高、城区的房租便宜呢？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民国北京跟今日北京一样，都是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同心圆城市”，无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还是医疗资源，都是越靠近市中心越丰富，越远离市中心越稀缺，连美女都是市中心分布最多，所以民国人跟我们一样尽可能往城市核心区挤，把核心区的居住成本高高抬起来。

以1930年为例，北京房租最高的地段是东交民巷、西交民巷、正阳门大街和王府井大街，平房每间月租15块大洋不止。其次是宣武门内大街、崇文门内大街、北新桥大街、东安门大街、菜市口大街、东柳树井大街、户部街南夹道，平房每间月租7块大洋左右。而房租最便宜的地段则在广渠门以东、广安门以西、永定门以南、安定门以北，这四门之外现在是闹市，民国时则属于郊区，平房每间月租最低时只需要二三十个铜板（当时一块大洋可兑换400铜圆）。

严格讲，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并不是真正的市中心，但是为什么这里的房租最高呢？因为它们是租界区，是外国人说了算的地方，无论治安还是交通都比其他地方强，即使发生战争一般也打不到这儿，属于那种世外桃源兼和平孤岛。所以这儿不光住老外，还住着一大批有钱有势的中国人，譬如下野军阀、前清遗老、富商大贾、高官要员，租赁公馆莫不以租界为首选。既然有钱人都往这儿挤，这儿的房租自然要涨上去了。

不光北京，从上海到天津，从青岛到汉口，凡是划了租界的城市，房租都是毫无悬念的以租界为龙头，像上海，公共租界的房租竟然是旧城房租的上百倍！就这样还是供不应求。

从某种程度上讲，民国时各大城市的租界有点儿像现在的北京：第一，民国租界和今日北京的房租都很高；第二，民国租界和今日北京的出租屋都供不应求。究其原因，一是民国租界和今日北京都集中了其他地方缺少的东西，例如和平（民国时）与社会资源（现在），二是民国租界和今日北京都聚集了一大批有钱人，您嫌房租太高，租不起，可是不差钱的人多着呢。

民国租界的房租也不是一直都高。

民国初年房租很高，因为突然之间改朝换代，满洲官帽不好使了，遗老们怕革命军找变天账，把家搬到东交民巷，短短三个月，东交民巷的房租上涨了几十倍。

从民国初年到1927年，这段时间的北京房租缓慢上涨，而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的房租反而回落了。一是遗老们发现革命军不找变天账，安全撤出租界；二是上海和天津两地的租界更大、可选择的公馆更多、治外法权也更完善，吸引着遗老们向上海和天津迁徙，于是北京租界区少了很多房客。

1927年革命军北伐，藏在天津租界的下野军阀和在任高官逃向上海，造成天津租界的房租突然大跌；北京租界的下野军阀和在任高官得到消息也逃向上海，于是北京租界的房租也突然下跌。

从1927年到1929年，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各大机关陆续迁往南京，造成这期间南京房租飞涨，北京房租暴跌。到1930年春天，各高校开学，学生返京租房，北京房租才慢慢恢复到民国前期的水平。民国学者魏树东曾发表评论说：“国民政府倘设于北平，则北平必繁盛依旧，今设立于南京，故南京日趋景气，北平如弃妇矣，其地价、房租日降，此其厥因。”说明了政治因素对房地产市场的极端重要性。

1930年以后，北京房租虽然在缓慢上涨，但是没有大的变动，直到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京，才把北京的房价和房租一下子给炒了上去。日本人之所以能炒高北京房租房价，并不是因为日本人来北京组团炒房，而是由于大量的日本侨民紧跟在日本兵的刺刀后面纷纷搬迁到北京居住，造成了住房需求的增加。除此之外，从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日本兵在北京四郊不停的搞屠杀，把存活下来的四野乡民逼到还算太平的北京城区，造成北京人口急剧增加，也是房租上涨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当年北京沦陷期间，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停滞了，唯独房产中介大行其道。老舍巨著《四世同堂》里有位金三爷是专做房产中介的，由于房租上涨而房客仍然源源不断的上门找房，金三爷跟其他同行的生意火了。用老舍先生的话说：“他们（金三爷等）的眼仿佛会隔着院墙看清楚院子里有无空闲的屋子。一经他们看到空着的屋子，他们的本事几乎和新闻记者差不多，无论你把大门关得怎样严紧，他们也会闯进来的。”这个场面跟现在房产中介打电话到处找房源的壮观景象其实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