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读大学，八个人住一间宿舍，宿舍面积九个平方，紧贴四面墙各摆一张双层铁床，中间留出的空地刚好够一个人转身。这种宿舍没有衣柜，更没有洗手间，夜半想上厕所，得套上衣服下楼。想想那些有钱的学生，一年掏八百块钱住宿费，就可以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床是单层，房是套间，有电话，也有厕所，还有半封闭的大阳台，跟人家的住宿条件一比，我真是又羡慕又不平：都是学生，学校凭什么拿我们贫困生不当人，非要分出三六九等，让他们有钱的住套房，让我们没钱的挤蜗居啊？

后来放寒假，出来勤工俭学，去工地上刷涂料，工头管吃不管住，晚上我们小工们一块儿住最便宜的旅社，一下子心平了。因为那家旅社条件更差，三间大客房，中间打通，房间里除了两排木板和一只马桶外什么都没有。我们睡在木板上，用稻草铺床，拿衣服当被，冬夜害冷，个个蒙头，不明真相的人进去一瞧，还以为进了太平间。上厕所倒不必下楼，大伙轮流在马桶里小便，搞得房间里臊气阵阵。

民工们住这样简陋的旅社，心里或许也有不平，但他们要知道民国时天津民工住什么样的旅社时，估计心就平了。我翻过民国三十七年4月18号的《申报》，报上说天津城里有一种廉价旅社，也是客房三大间，中间打通，但是地上却不铺木板，而是沿着四面墙根各挖几十个窟窿，晚上民工来住，把身子放进窟窿里，头留在外面，小伙计拿着大铲往窟窿里填沙子，填实之后，再把留在外面的脑袋埋上，只留口鼻在外。像这样拿窟窿当床、拿沙子当被，比起我们睡木板盖衣服来，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而且这样的住宿相当危险——有那睡觉不老实的哥们儿，梦里一个大翻身，沙子塞了口鼻，顿时呼吸苦难，窒息而死，天明时，小伙计得往外抬尸体，这才叫竖着进来横着出去，一大活人就这么“睡”死了。

当年天津民工之所以住这种廉价旅社，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当然更不是因为他们发神经想体验生活，而是因为没钱，租不起房子，也住不起像样的旅社。当时天津是大城市，又有租界，前清遗老和下野军阀都拿这座城市当世外桃源，许多有钱人纷纷来定居，搞得天津人口骤增、房价陡涨。《丙寅天津竹枝词》里唱道：“租界街基价倍腾，房金移转即加增。更多阔佬营三窟，土木工程日日兴。”房价越来越高，房租越来越贵，房地产市场越来越火爆，而广大农民工和市井贫民只能望房兴叹，白天卖命换饭吃，晚上掏两个大子儿，让旅社的伙计把自己埋进沙子里防寒保暖。

熟悉民国经济史的朋友都知道，当年居住成本高的城市不止天津，上海更是典型。跟天津比，上海租界更多，更安全；而且商业更火，更发达。所以鲁迅、茅盾等文豪涌向上海，丁玲、柔石等文青也涌向上海，有钱的宁波富商和有枪的北京军阀就更不用说，他们狡兔三窟，几乎都在上海公共租界或者上海法租界或者临近租界的北四川路附近置有产业。大批富人聚集在上海，大批穷人也到上海淘金，拾荒者、包身工、苏南妓女和东北流氓蜂拥而至，在民国前期的十几年间让上海的人口密度翻了几十倍。民国小说《人海潮》第十五回借主人公之口形容过上海移民之多：

马路中万人如海，静安寺拥挤如潮，大街上抽一支雪茄，那烟头没地方搁，往哪个方向扔都会烧到别人，没奈何，只好冲天一吐，落下来刚好掉进别人嘴里，嗤地一声，把人家舌头烧了。某妇女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出门，其老公为了保护胎儿，在她肚子上贴了张“油漆未干”的纸条，哪知还是被人挤了，致使胎儿早产，一个人出门，两个人回家。

我计算过民国二十四年上海繁华地带的人口密度，以公共租界为例，不到六千英亩的土地，竟然住了一百多万人口，每平方公里近五万人，是今天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的五倍！人口多，房子少，房价房租肯定飞涨，有钱人如鲁迅，还能租一所独门独户的公寓，广大白领只能跟人拼租。于是普普通通一所石库门宅子，客厅住一家，厨房住一家，楼梯口住一家，阳台（当时称之为亭子间）住一家，大一些的卧室，中间隔几块木板，可以住四五家，楼房左右厢接出几块坡屋顶，用硬纸板一围（当时称之为灶披间），又可以住几家。热播电视剧《蜗居》中出现的多家拼租一套房的镜头，其实早在民国时就已经实实在在地演过一回了。

当时上海外来民工的居住条件更惨，他们连跟人拼租的钱都拿不出，自己找空地搭建简易房。今天上海天目中路以北、大统路以西，原有一块占地九十亩的垃圾场，民工们从家乡运来毛竹、芦席和篾片，把毛竹烤弯，插在地上，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上面盖上芦席，用篾片一拴，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地上铺块烂棉絮，就是一家人的住所。这种简易窝棚俗称“滚地龙”，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上海多雨，夏天河水上岸，家家户户泡在臭水之中，一时屎尿遍地，瘟疫四起。

好了，咱们现在来捋一捋。我大学时住简陋宿舍，心有不平，后来见到更简陋的旅社，心就平了。现代民工住简陋旅社，心有不平，他们要是见到民国时天津民工每夜都被活埋的惨状，估计心也会平的。当年上海小白领跟人拼租一套房，心有不平，想到那么多穷苦农民只能挤在窝棚里泡臭水，应该也会好受一些。当我们对现状有所不满时，不妨想想比我们更差的那些，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痛苦立马减少，这就叫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但是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精神胜利法，因为它只能麻痹精神，不能改进现状。同时我们还必须要警惕那些劝告我们“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知足不辱”、“学会感恩”的所谓精英，因为这些劝导别人安住蜗居的人本身都不住蜗居，正如整天歌颂劳动之美的人自己都不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