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银行，穷哥们儿缺钱了，找朋友借不好张口，找印局借又嫌太吃亏，就收拾收拾家里东西，提溜到当铺去，让人估个价，值一百的给八十，值八十的给五十，讲明期限，写清利息，开张当票，签上名字，一五一十数出钱来，带回去应急。期限一到，连本带息还清，东西还是自己的。万一到期还不上，那么对不起，以前押的东西，大奔也好，棉袄也罢，无论贵贱，归人当铺。

当铺不接受存款，也不能异地转帐，更没有兑换旧币的义务，撇开这些，别的倒跟银行没什么两样：银行有贷款业务，当铺也有；银行放贷要求提供担保或抵押，当铺也要求；银行喜欢借款人拿房子做抵押，当铺喜欢借款人拿动产做抵押；借款人还不上银行的钱，房子会被拍卖，借贷人还不上当铺的钱，动产也会被拍卖。

所以当铺跟银行一样，也是一种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免不了要受监管。现在监管各大商业银行的是央行和银监会，以前监管当铺的是朝廷。现在商业银行为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居民办理按揭，利率不能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以前当铺为借贷人办理借款，月利则不能高于朝廷规定的某个标准。比方说，在清朝，自打康熙以后，直到清朝亡国，朝廷都规定当铺“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刑案汇览》卷10，户律·市廛。这也是大明律原文，后被清朝沿用）。

“三分”就是3%，具体来说，就是当铺贷给您一万，每月利息要么二百，要么三百，就是不能超过三百。这个标准放到今天当然容易执行，因为银行的效率远远高于当铺，业务量也比当铺大多了，在当铺看来很低的利率，却能给银行带来巨额的利润，再加上银行之间不断竞争，借贷这个过去的卖方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各大银行为了吸引客户，纷纷推出低息或者变相低息的贷款品种，所以用不着政府限制，甭说月利三分，就是月利二分也没哪家银行会搞——那会使它的贷款品种无人问津。

但在清朝则不同，清朝的借贷还是个卖方市场。换言之，就是跟强大的资金需求比起来，当铺所能提供的那点儿借款还是比较稀缺的，许多穷人都来赶当铺的热灶窝，即便月利四五分甚至七八分，当铺的生意照样红火。这样一来，朝廷那条“每月取利不得超过三分”的规定就变得很不受欢迎了。最起码当铺不欢迎。

跟所有银行一样，当铺也是逐利的，它们不欢迎朝廷的规定，就会跟朝廷捉迷藏，以保证自己的利润不受损失。举个例子，假设我在清朝置业，手头儿钱紧，付不起房款，在家翻箱倒柜，翻出来祖上留下的一把金夜壶，拿着它去当铺，当铺估价十五万，借给我十万，期限是两年。按照前述那条规定，月利最高也就是3%了，我每月还款不到三千，在当时来说已经够低了。可您猜怎么着？当铺老板刷刷点点，在当票上写下“借款十万、月利三分”，真正借给我的钱却只有八万，而我每月还得按三千还。随便你朝廷怎么审查，这家当铺都没有违反政策，但却变相地提高了利率。

变相提高利率的做法在清朝很流行，当时叫“三扣四扣，以八当 十”（薛允升《读例存疑》卷16，户律之八）。所谓“三扣四扣”，就是在当票上写一万，实际给你时则要扣掉三千四千。“以八当十”同样也是这个意思。清朝中叶有首诗说得很形象：“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借券写多多。”（查揆《燕台口号一百首》，嘉庆初年刊）这招儿玩得的确很巧。

当铺这么搞，朝廷也不至于一点儿对策都没有，早在雍正三年，河南总督田文镜就号召借贷人举报变相取利的当铺，但是没人响应，“穷民任其盘剥”（田文镜《抚豫宣化录》卷4，告示·务禁事）。我猜当时田文镜肯定很迷惑——他是为借贷人的利益着想，借贷人怎么并不积极呢？而我们今天知道，借贷人要比他现实多了：查封了当铺，以后还找谁借款？利率高就高吧，还款压力大一些总比贷不到款要强。

这篇文章的重心其实不在清朝，而在当前。过去处于卖方市场的当铺为了逐利，会跟朝廷捉迷藏，变相提高贷款利率；当前处于买方市场的银行为了逐利，也会跟央行和银监会捉迷藏，变相降低第二套住房的贷款门槛。毕竟第一套房也好，第二套房也罢，只要楼市不崩盘，给银行带来的利润都是一样的，谁按照央行和银监会的规定提高第二套住房的借贷门槛，谁就必然损失一大笔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