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他老人大概是讨厌数学的，所以儒教时代的中国也不喜欢数字。从备受黄仁宇批判的“不会用数目字管理”的明朝，到推算历法都需要传教士帮忙的清朝，靠的都是尊卑有序，即使有一堆数字，跟圣贤的道理比起来，其威力也可以忽略不计。现在好了，咱们不仅用数字管理着国家，还把它引入了几乎一切公共文体，以便让咱们的成绩更显著，成效更喜人，成果更辉煌，成就更伟大，使乐观的因素饱满欲滴，疲软的道理也硬梆起来。可是在咱们学会挥舞数字这根大棒之前，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就已经说过，这世上有三种哄人的东西：谎言、可诅咒的谎言以及统计数字。他的意思是，数字瞧起来精确无比，却未必符合客观事实。

举例言之，1992年美国搞“国家健康与社会生活调查”，结果显示男人拥有性伴侣的人数比女人多47%。换句话说，如果女人有一个性伴侣，那么男人就有一个半。这个数字显然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因为在只有男女两性、且同性恋因素对男女影响大致相等的情况下，男人的性伴侣有多少，女人的性伴侣就该同样有多少，否则你无法想象男人多出来的那些性伴侣是些什么东西。之所以会得出这个不实的结果，可能是统计样本不够典型（比如说没有调查妓女），也可能是样本本身说了瞎话。你可以想象得到，当调查者让被调查者站成一排，让他们由左至右报数（报告自己的性伴侣数量）的时候，男人出于吹牛的心理，本来只有1个，他会报成3个；女人怕羞，本来是3个，她会只报1个。这样报数很假，但对报数的人很有利。

再举个例子。1610年，大明朝廷重修北京正阳门，让太监做造价预算，两天后，预算报告交了上去，各项费用都列得清清楚楚，每一项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第四位，加总之后，整个工程需要白银13万两。这个数字显然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工部营缮司承包过类似工程，只花了3千两银子，即使近来建材涨价、工资上调，也顶多6千两就拿下了，怎么一下子就要13万两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条：一、做造价的太监不会看图纸，所以算高了；二、他们故意往高里算。我偏爱第二个解释，因为当时主要是太监在承包工程，造价算得越高，他们捞钱的余地就越大。这样报价很假，但对报价的人很有利。

我是学测量的，做过一些农田水利工程预算，据我所知，施工方报价与性调查对象报数一样，都有多报和少报的可能。如果那工程是别人掏腰包，那么就多报，好捞钱；如果是自己掏腰包，那么就少报，好省钱。这里多报不是因为吹牛，少报也不是因为怕羞，但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利。

继续说正阳门那个工程。如您所知，在大明朝算工程造价是要按定额的，一部《营造法式》沿用了几百年，木作、石作都有“料例”，材料、人工都有“时估”，多少土方花多少钱都已定死，按说不会出现如此大幅度虚报造价的问题，那几个太监是怎么把预算做到13万两的呢？我有幸见到另一个案例：1523年，大明朝廷整修乾清宫，约需工匠170人，当时内官监太监陈林做预算，竟上报现役军匠2300人。定额没动，造价依然上去了，和今天造价师玩的是同一招，简直见鬼。

几点说明：

1.调查出男人拥有性伴侣的人数比女人多47%，也许是因为统计样本不够典型，也许是因为调查对象说了瞎话，从理论上说两种可能都会发生。我偏爱后一种可能，是主题的需要；

2.正阳门工程见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6“箭楼”条，太监初步预算是13万两，工部营缮司郎中张嘉言嫌这个数太大，还和太监吵了一架，最后双方各让一步，将造价调整到3万两；

3.乾清宫工程见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官考”第九，陈太监虚报人工，为的是贪污“工食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