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里收藏着一张航空意外险的保单，还有一份发黄的《北京晚报》。这两个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件，却有着密切的联系。那张航空意外险的保额高达100万元，担保乘坐的航班是1999年23时从上海起飞的东方航空公司MU2000“世纪首航”航班。而那份《北京晚报》是2000年1月1日的报纸，记录了我采写的消息《民航挑战“千年虫”》。另外，在那天《北京晚报》的16版，还刊发了我与“世纪新娘”的合影。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位“世纪新娘”不是我的新娘。因为她是新世纪第一个婚礼的新娘，所以被冠以了如此具有纪念意义的头衔。
当时，我是《北京晚报》负责报道交通、城建、工业等行业新闻的记者。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喜庆气氛中，很多行业也面临着“千年虫”的问题。所谓“千年虫”问题，指的是在某些使用了计算机程序的智能系统中，由于其中的年份只使用两位十进制数来表示，因此当系统进行跨世纪的日期处理运算时，就会出现错误的结果，进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系统功能紊乱甚至崩溃。其中，民航、银行、电力、通讯等行业首当其冲。
为了解决“千年虫”问题，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海外媒体对中国能否解决“千年虫”问题，一直持有质疑的态度。为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有能力解决“千年虫”问题，东方航空公司特别组织了这次“世纪首航”跨零时飞行活动。作为专门报道交通的记者，我向民航总局提出参加“世纪首航”的申请。很快，民航总局宣传部的张首新答复，已经将我的名字列入了“世纪首航”的名单。
能够参与“世纪首航”了，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不安。毕竟“千年虫”问题不是闹着玩的，民航的解决结果到底如何，只有等到2000年1月1日之后才能见分晓。回到家里，我和爱人谈起了“千年虫”，说到了“世纪首航”。她的反应非常快，说，你可别飞什么“世纪首航”，那是玩命啊。我把已经申请并安排好“世纪首航”的事给咽了回去。
1999年12月31日那天，我必须先从北京飞往上海，然后再乘坐晚上的“世纪首航”跨零点飞行。首先，我需要找一借口夜不归宿。我对妻子说，民航安排了“世纪首航”飞行，我必须到现场采访飞来的乘客。当时，京城各处都举办迎接新世纪到来的活动。妻子也习惯我这种例行的采访活动。下午报选题的时候，当时经济新闻中心主任王炳辉就问，这事有谱没谱，安全不安全。我回答说，有谱，没问题。前往首都机场的路上，时任《北京晚报》总编的肖培同志也特地打来电话，问，是不是太危险了。要不你就别去了。可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硬着头皮说，很安全的。您放心。
都说媒体是个危险的职业，以前真的没有感觉过。可是，当踏上冒险之旅的时候，我的心情真的难以平静。我倒真没有要为什么新闻事业献身之类的想法，路上想的最多的还是母亲、妻子。万一我掉下来了，她们会怎样难过……我甚至还抱怨，怎么就让我赶上跑民航了。反正一路上胡思乱想地到了上海。不过，等到与东方航空公司有关人员取的联系后，我就开始进入了采访状态。
同一航班飞行的有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裁李仲明，还有空军试飞英雄邹延龄大校、著名电影导演谢晋等名人。邹延龄大校成为我第一个采访对象，我问的也是我最关系的问题，这次飞行安全吗？邹大校回答道，从目前民航测试结果和应急来看，我认为千年虫不会影响航班正常飞行。对此，我非常有信心。邹大校的信心，自然给了我更大的信心。
采访中了解到，中国民航“世纪首航”的原因，来自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官员就千年虫问题向世界各航空公司“叫板”——有没有航空公司的老板，敢在空中度过千年交替的时刻。1999年11月6日，民航总局领导到上海，就千年虫问题进行复合性验收，验收结果是东航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千年虫问题。李仲明向民航局领导提出“世纪飞行”的设想。1999年11月30日，民航总局做出批复，同意东航加飞MU2000及MU2001两个航班。民航总局局长刘剑锋表示，为坚定世人对中国民航解决千年虫问题的信心，他将乘坐中国民航的客机，在空中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1999年12月31日23时，“世纪首航”起飞。当飞行平稳后，我采访了刘剑锋局长。他对我说：“我要是没有信心，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当时，在中国上空跨零时飞行的，只有我们乘坐的这架MU2000“世纪首航”航班。
尽管面临着“千年虫”的威胁，但是在“世纪首航”航班上，迎接新世纪的喜庆仍然成为了主旋律。随着秒针、分针的转动，新世纪一步一步走来。当机舱显示屏上出现倒计时钟时，全体乘客齐声倒数着“9、8、7……”“0”的喊声刚落，机舱里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航班安然飞越了2000年零时。此时，航班位于泰山上空10800米高度。
新年刚刚来临，“世纪首航”上再度掀起高潮。一对新人就在1万多米的高空举行了世纪新婚。他们是东方航空公司乘务员林涛先生和值乘的“凌燕组”主任乘务长顾伟倩小姐。
2000年1月1日凌晨零时40分，“世纪首航”航班安然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当我走出廊桥的时候，肖培总编竟然守在廊桥门口接我，陪同的还有总编室的炎灴、摄影部的宁彪。当我向肖培总编介绍“世纪新娘”顾伟倩的时候，肖培总编主动拉着我一同与“世纪新娘”合了张影。“世纪新娘”居中，右边是肖培总编，左边是我。
我是等到放完假上班才看到2000年1月1日的报纸。第16版上赫然刊登了我和“世纪新娘”的合影。不过，编辑却将肖培总编给裁掉了。就是这张公开发表的照片一度导致了我的家庭关系“紧张”。原来，我妻子的同事在家看到了当天的《北京晚报》。上班后就跟她开玩笑说，郑勇的结婚照登报了，怎么新娘不是你啊。当时，我刚刚因为“未经请示，擅自参加”“世纪首航”飞行背负没有“家庭责任心”的罪名。这报纸上的照片明摆着又给我添了一个罪过……
几天前，收拾屋子的时候，又翻出了2000年1月1日的《北京晚报》。我指着照片给6岁的女儿看，你看，爸爸和“世纪新娘”的合影。但是，新娘不是你妈妈。女儿问，那妈妈在哪儿？还有，我在哪儿？我和妻子都笑了。
都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可是，当年采写新闻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至于能够成为历史，那自然是后话了。如果不是那张100万元的保单和那份发黄的《北京晚报》，也许还勾不起我对“世纪首航”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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