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因虚假宣传被处以23亿天价罚金一事早已不胫而走，似已到“地球人都知道”的程度。人们议论纷纷，啧啧称赞，对不诚实的商家严加惩治，真是大快人心。细心的人会发现，此次对辉瑞“大开杀戒”的，不是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尽管辉瑞的药品“出生证”由FDA审批、颁发——而是美国司法部。
    在国人的眼里，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无疑是行政机关，司法部则是司法机关。美国司法部向辉瑞公司发起的是刑事指控，认定其在营销过程中故意夸大药品功能、广告宣传超出审批适用范围是一种犯罪行为，而辉瑞公司对司法部的指控也表示“服罪”……从目前媒体披露的情况来看，这是一桩地地道道的刑事案件。简单地说，辉瑞公司的虚假宣传是一种犯罪行为。
    其实，在国人看来，辉瑞公司的“罪状”真的不算什么：一是宣称药品“伐地考昔”可以治疗急性疼痛、手术疼痛等，夸大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的药物适用范围；二是采取邀请度假、打高尔夫球等行贿医生的不当方式促销。这与我国大量存在的药品、医疗服务广告虚假宣传行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并且，国内行政机关对此类广告违法案件通常都罚款、教育了事，鲜有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1996年修改时增加了虚假广告罪，但13年来，迄今仅有一起广告虚假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这就是杭州华夏医院广告犯罪案件。

    2005年7、8月，华夏医院风湿科承包人打着“香港引进，安全无痛苦”等幌子，在杭州多家媒体发布医疗广告。广告发布后，有33位患者被吹嘘的广告吸引，先后到医院接受手术。没想到，术后这些患者非但没有痊愈，反而不同程度地出现声音嘶哑、咳嗽、恶心等症状。当地工商机关在调查中发现，此案已经涉嫌犯罪，遂将案件移交公安机关。2007年11月9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犯虚假广告罪，判处华夏医院院长黄元敏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华夏医院风湿科投资人杨文秀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华夏医院风湿科投资人杨国坤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判处华夏医院风湿科承包管理负责人杨元其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华夏医院等被告赔偿29名患者150余万元。

    就是自《刑法》设立虚假广告罪13年来全国仅有的一起被惩处的广告犯罪行为。其实，每年全国查处的广告虚假宣传案件成千上万，未被查处的或许更多，但是，为什么受到刑事处理的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如此之少？

    《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对虚假广告罪的定义是：“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里有一个前提是“情节严重”。什么情况属于“情节严重”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明确了虚假广告罪的定罪标准。《规定》指出，虚假广告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通过虚假广告取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因为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的损失达到50万元以上的；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因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利用广告作虚假宣传的；造成人身伤残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根据这一追诉标准，相当一部分发布虚假广告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应该走上刑事被告席。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即使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杭州华厦医院一案中，受到刑事惩罚的也只有那几个倒楣的广告主，为广告主制作广告的广告公司、发布虚假广告的那几家浙江的主流媒体，一个个都逃脱了刑事指控，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