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5年8月19日《中华读书报》

江晓原：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关于《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的访谈

穆蕴秋　采访

　　问：《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收入的都是你逐年在《中华读书报》、《读书》、《南方周末》这类有影响的大众刊物上发表的科幻影评，对应的是，你其实已在国内高端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研究科幻的学术论文。相较而言，你认为两种文本从写作到发表哪种难度更大？

　　江晓原：我个人的看法，前者难度更大。学术作为“公器”，还是存在一定之规的。一般情形下，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术训练，掌握写作学术文本所要求的固有套路和标准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质量合格，文章投稿后通过审稿，总有机会发表。但大众文本不是这样，文章好坏完全由主编个人来衡量，由他来进行判断，所以大众文本的发表其实是一件个人色彩很浓的事情。比如你所说的《读书》或《南方周末》，据我了解就很少接受自由来稿，他们通常都是约稿。而主编凭什么向某人发出约稿呢，这当然都是基于此人先前写作大众文本的表现，乃至此人的学术声誉来判断的。所以，一位刚进入学界的年轻人，完全有可能通过投稿，让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高端的权威学术期刊上，但通常他很难靠投稿把文章发表在《读书》或《南方周末》这样的报刊上。

　　问：你在《指南》导言中谈到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其中五条——了解科学技术的负面价值；建立对科学家群体的警惕意识；思考科学技术极度发展的荒诞后果；展望科学技术无限应用之下的伦理困境；围观科幻独有故事情境中对人性的严刑逼供——都和反思科学有关，这其实也就是你说的科幻作品的“思想性”。为什么如此强调“思想性”？

　　江晓原：如果我们想把科幻作品纳入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对它进行学术研究，一个理想的路径就是突显它的思想性。在我看来，“思想性”才是科幻的“灵魂”。当然，之前也有不少学者对科幻进行研究，他们习惯采用的一个路径是专门研究科幻的“预见功能”，就是搜集整理科幻作品中谈及的事物后来哪些变成了现实，这样的路径，很容易把科幻研究做成科普，在学术上难有创见。我列举的看科幻电影的七条理由中的第一条：想象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是最低层次的。

　　问：以“思想性”作为判断标准，《黑客帝国》和《阿凡达》获得你很高的赞誉，《盗梦空间》和《云图》在你那里获得的都是“负评”。事实上，很多人——包括我本人，对后面两部影片的观感相当不错。会不会存在这种可能，对思想性的过份强调，妨碍了你本人表达真实的观影体验？

　　江晓原：不会妨碍。真实的观影体验和强调思想性并不矛盾。《指南》中不止提到一部这样的影片，最典型的就是《星球大战》，我认为它是“一座没有思想的里程碑”，可我在它上面耗费的时间超过30小时，为什么我还老要去看它呢？原因就是因为它符合我所说的看科幻电影的第七条理由——欣赏人类脱离现实羁绊所能想象出来的奇异景观。科幻电影在这点上具备先天优势。《星球大战》1977年推出第一部，震惊了全球观众和电影人，很大程度上就因为它展示了空前壮丽的视觉景观，这样的东西，确实能给人带大极大的观影享受，这就是我重复看它的缘故。

　　你所提到的《盗梦空间》，我承认它还不错，“负评”只是因为很多人把它捧得太高了。至于《云图》，观影过程中我就兴味索然，不要说思想性，它从故事到视觉都完全乏善可陈。总之，没思想并不意味着影片一无是处，但思想性是最高标准。别的电影当然也可以有思想性，但只有科幻作品才有可能呈现反思科学的独特思想性。

　　问：不少搞科学研究的人士也写作科幻小说，大牌的如卡尔·萨根和霍金。但在科学史研究领域，搞科幻研究的学者却极为少见，写科幻影评的学者也很少见，在国内迄今你或许算是唯一同步进行这两项尝试的学者。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差异？

　　江晓原：借用北大刘华杰教授的说法，如果搞科研和创作科幻都属于一阶活动，对应的科学史和科幻研究当然就属于二阶活动。科学家创作科幻小说，在西方其实是有着悠久传统的，比如开普勒就写过《月亮之梦》，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开普勒之后，大牌的天文学家，比如19世纪法国的弗拉马里翁也创作科幻小说，你说的萨根和霍金，可以说只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已。

　　而科学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并不存在科幻研究这样的传统。这可能和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有关。在很多学者心目中，科幻首先是一种文学类型，很自然它就被学者从科学史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了。在一些学者心目中，即使承认科幻和科学有关，它也只是扮演科普的角色，是为了传播科学知识，是作为科学的附庸而存在的。有了这样的偏见，搞科学史的学者当然不会把科幻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一种不入流的选题。

　　我最初接触科幻时，并无这些偏见，后来逐渐形成“将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的观点，科幻很自然就成了一阶活动的一部分，把它作为科学史的研究对象，就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问：学者太过亲近媒体和流行文化，可能会对他的学术声誉会带来某种程度的损害。典型的如卡尔·萨根，他至死未能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一定程度上与他在媒体上获得的巨大名声有关，因为这很容易招至同行的嫉妒。你写作科幻影评高产不算，出书还取了个这么高调的书名，有没有担忧，这种做法会消解你的学术地位？

　　江晓原：这得分不同情形来看。一种情形是先通过写作大众文本在媒体成名，之后进入学术圈，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媒体名声会对后来学术声誉的建立有妨碍。反过来的情形是先获得学术声誉，再亲近媒体和流行文化，则只要处置得当，应该不会产生你所说的“消解”作用。

　　就我本人而言，我所有的学术头衔都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获得的，和媒体打交道这么多年了，目前似乎还没感觉到你所说的“消解”作用。我想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流行文化的话语选择也有高下之分，我自认为我在这方面的选择还算得当；二是我并没有因为亲近媒体就忽视学术，事实上，我每年都超额完成学校要求的学术考核指标。

　　至于《指南》书名有点高调，是否会影响学术声誉，我倒还没虑及。不过类似的事情我之前其实已经尝试过，就是我的性学研究。在很多人心目中，谈性当然比谈科幻更容易损害一位学者的学术声誉，而我进入学界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居然就是一篇考证性史的文章。这么多年，这件事似乎并未妨碍我的学术声誉。我在几种自选集中，都特意收录了一组性学方面的文章。当然，谈性也好，谈科幻也好，我采取的路径基本一致，就是都要先在学术上获得支撑。2003年我开始对科幻影片发生兴趣，次年我就在科学史行内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探讨科幻影片的论文，后来我陆续发表了10余篇对科幻作品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学术文本。《指南》其实只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有趣的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