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2年10月5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121）

博物学与科学帝国主义

□　江晓原　　■　刘　兵

　　□　本书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开头提出的“科学帝国主义”（scientific imperialism）观念。作者使用这个观念，指的是“科学与帝国殖民事业两者的共生关系，说明科学发展与帝国想象的扩张，在某些情况下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反馈回圈”。这种弯弯绕的“学术话语”，用大白话来说，大概就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区的科学活动，对于大英帝国的科学发展也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当然首先会体现在博物学上——帝国殖民地的物种，当然会和帝国本土的物种有很大的不同。而如果是一个化学实验室，那殖民地的实验室至多也就是和本土的一样而已（很可能条件设备会差一些），那就谈不上贡献了。

　　范发迪希望在这本书中，“透过探究历史行动者如何在文化接触时协调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彼此差异，来补充、修正上述对‘科学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应用与演绎”。这个想法当然不错，不过他实际上能够做的，主要也就是对清代在华英国博物学家工作的描述。这种描述的“补充”作用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能否“修正”与“科学帝国主义”相关的观念，那就很难说了。

    　■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新型的科学史研究的著作。作者范发迪与我们常见的某些科学史家确实有所不同。我与你首先关注的问题和兴奋点还是有所不同，我特别关注的是他对博物学这一特殊领域的注意。不过，你既然先提出了“科学帝国主义”的问题，那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问题也好。你怀疑他的研究能否修正与“科学帝国主义”相关的观念，我倒对此颇有相信之处。因为，这首先涉及他所说的原来的“科学帝国主义”的观念的一般所指。其实，在你曾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对徐家汇天文台的历史的研究中，吴燕就已经用到了类似的相关概念，包括“世界实验室”等概念。你举出了化学实验室的例子（这倒与天文台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恰恰是其对于博物学这一特殊的并且以往被科学史家们忽视的领域的新的关注，带来了与像物理化学等学科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扩张的关系有所不同的新的“修正”。

　　□　不，化学实验室恰好和天文台是两种类型——天文观测倒更有类似于博物学之处。因为在殖民地区设立的天文台，其观测资料有着帝国本土天文台观测资料无法取代的价值。至今全球各天文台仍然经常共享各自的观测资源（仪器观测时间、所得数据等等），原因就在于此。而博物学的观察和采集，也有同样性质。所以实际上，你也许可以指望，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和在华的法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共同被用来修正“科学帝国主义”。

　　本书尽管篇幅并不很大（中译本计入大量参考文献也才29万字），但涉及的方面却相当广泛。除了你上面提到的那些方面，还涉及西方的汉学传统、中西文化的交融和比较等等，是一本相当“耐读”的书，值得读者慢慢细品——不过今天还有多少读者愿意如此，我就不敢乐观了。

    　■　你说天文台与化学实验室不同，天文观测才更类似于博物学，这在原则上讲倒也似乎说得通，不过，看看当下，当博物学在当代科学中几乎已无立足之地时，天文学却依然还是作为“硬”学科而挺立，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说到这段博物学史被用来修正“科学帝国主义”，你一直在提出异议，其实，如果仔细读读此书，要发现各种“修正”还是很容易的——当然，这又取决于如何看待原始版本的“科学帝国主义”，以及如何理解“修正”的标准。正如作者所说，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知识类型问题。博物学这类知识，正因为其特殊性，以及获得它们的不同方式，才会“丰富了”“科学帝国主义”的概念。而这也正是博物学史研究，以及对于其他一些因不在当代的主流框架中因而长期被忽视了的学科的历史的研究，所具有的特殊的重要意义。

　　□　但是应该注意到，当年在殖民地的天文台——比如在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所作的天文、地磁、地震、气象等观测，和在中国的博物学家所作的采集和观察一样，可以进一步丰富帝国的科学知识。如果认为发掘一些这样的历史，可以丰富或修正“科学帝国主义”的概念，我并不打算反对（“丰富”也可以视为是一种“修正”），但这就不是博物学所能专美的了。

　　谈到这里，我感到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启发——当我们试图重新振兴博物学传统时，我们为什么不强调指出天文学这样的“硬”学科中也蕴含着明显的博物学色彩，并让这一点来为我们的论证服务呢？事实上，这一点也完全可以被范发迪所借用，来丰富他的论证，只是他囿于学科的视野，没有想到或注意到这一点而已。

    　■　看来你实在是偏爱你的天文学啊！你要说，像天文学这样的“硬”学科中也蕴含着明显的博物学色彩，我确实不反对，但那是在另一种扩展意义上的博物学的意义了。范发迪这里研究的博物学，还是原始意义上的博物学，与天文观测相比，其特殊性，更在于其探索的过程中，涉及诸多非“科学界”人士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而且涉及资源问题，涉及经济，涉及海关，涉及殖民，涉及许多许多硬科学涉及相对偏少或不大涉及的东西。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丰富”还是“修正”了“科学帝国主义”概念，其实意思也确实是相近的。

    　也许我们在这里被“科学帝国主义”概念及相关问题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但既然我们仅从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引伸出如此丰富的争论和某些共识，那么，更多地探索博物学的历史，从这个以往被忽略而现在正在逐渐越来越被关注的领域的研究，同时更全面地思考其价值，肯定会更加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和重要性。

　　《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科学、帝国与文化遭遇》，（美）范发迪著，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定价：3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