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12年9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120）

科学与文化：萨顿眼中的希腊世界

□　江晓原　　■　刘　兵

　　□　两年前，大象出版社推出了萨顿的传世之作《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那是萨顿构思宏大的科学史著作的第一卷——不幸的是他只写了两卷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谈论这第一卷时，曾相当乐观地表示，第二卷《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的中译本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大象出版社果然不负众望，如约推出了第二卷的中译本。我们的阅读在网络、微博、电子书的围剿下，正在越来越轻薄破碎，140字大行其道，这时候还有人在翻译这样的书（两册都是鲁旭东一个人翻译的），还有出版社在出版这样的书，这是在“构筑文化的堡垒”，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看到了希望。

    　■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快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很少有人愿意安下心来做这种冷板凳的工作了。而就出版者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时，只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只追求当下的蝇头小利，不给资助就无法出书，连许多翻译的著作也要译者或译者单位资助出版。而像萨顿的著作这种非常艰深的学术书，显然是很难问世的。大象出版社在科学史著作的出版方面，多年来一直颇有支持学术的奉献传统，

    　在世界科学史的发展中，希腊是重要的源头之一。但也正因为其古老，与今天的热点相距很远，因而，要研究起来，或哪怕仅仅是学习起来，又是颇为困难的。但同样因为古希腊的特殊地位，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其基础地位又是不可取代的。虽然大家都明白希腊科学的重要性，但放眼国内有关的科学史著作，对古然希腊科学史进行深入研究的极为稀缺。

   　 萨顿作为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古希腊科学史也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虽然说其立场相对古老了一些，但其经典性却是无可置疑的，也是学术补课无法跳过的。因而，这两本萨顿研究古希腊科学史的著作的出版，其重要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　萨顿可以说是你相当心仪的学者，你很早就开始接触他的著作，所以下面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在阅读本书时，这问题经常浮现出来：

　　本书无疑是科学史的经典著作——萨顿当然也是将它作为科学史著作来撰写的，那么他为何要在书中安排诸如“语言、艺术与文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文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语言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艺术”这样的章节呢？在我们熟悉的国内科学史写作传统中，这样的做法通常是不可能见到的——我几乎可以肯定，作者们根本不会安排这样的章节。萨顿这种做法，是不是和你曾经用专著阐述过的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有内在联系呢？如果我们试图从萨顿的书名上来寻求解释，那么在全书29章中，上述几章又只占了不到七分之一，从比重来说，与书名《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所唤起的预期，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相称的。

    　■　萨顿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也是文化底蕴十足的人，在有机会讲文化时，他适度地讲上一些，也不足怪。而且，这些文化的内容也构成了古希腊整个文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解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希腊科学也是重要的背景。至于你说的，这种写作方法是否与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有关，我觉得，在广义上，自然是有关的，而在狭义上，也许关系并不大，因为萨顿关注的，主要还是科学，尽管是要与人文相结合的，更为人性的科学。

    　谈到这里，我倒突然有一点新想法，我发现在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上，你与萨顿倒颇有点相似之处——虽然科学和人文的素养都很深厚，但在深层观念上，在内心和实际的研究中，这两者却又是很有些分离的。

　　□　你说的相当神秘，而且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读萨顿的著作，无论是《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这样的煌煌巨著，还是我们以前主编的《萨顿文集》中某些比较通俗的作品，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他的人文情怀。现在你却提出，萨顿在深层观念上，科学和人文其实还是很有些分离的。萨顿已逝，我们当然无法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但经你这一提醒，我们可以从自身状况来寻求旁证，我的感觉是，说得夸张一点的话，这或许迹近“分裂人格”的状况——作为科学史家的萨顿，在谈论文学话题时，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和你的“分离”感觉是可以相通的。

　　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这两卷巨著虽然只是萨顿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未能完成计划就去世了，但读者切不可将此两卷书以“烂尾工程”视之——如果一定要用造楼的比喻的话，那应该说萨顿是原是想造七幢高楼的，不幸完工了两幢就去世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两卷书本身是结构完整的精心之作。谓之科学史著作的经典，那是当之无愧的。

    　■　以前不止一次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萨顿最经典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导论》译出来呢？如果能译出来当然更好，但不译出来，也算不上太大的损失，因为那部多卷本的著作更像是科学史料的汇集，恐怕只有专门特殊需求的研究者才会去查阅。与《科学史导论》相比，这两本书要相对“通俗”一些，尽管今天在我们这里看来，其学术性依然很强很强。

    　说到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相关的还有一点，萨顿在他的时代虽然强调“新人文主义”，但与斯诺类似，他其实偏重的仍在科学一方，而偏偏他又那么博学，所以，这种分离的悖论也就相对自然了。这也与当时科学史的主流立场和时代局限有关。今天，国际上前沿的科学史立场虽然早已超越萨顿，但历史总是由不同时代的经典构成的，萨顿的著作，正是那些无法跳过的重要经典。

　　《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美）乔治·萨顿著，鲁旭东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定价：1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