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09年4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南腔北调（79）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远西奇器往事

□　江晓原　　■　刘　兵

　　□　“科学传播”虽然是现代的话头，不过科学（和技术）当然早就在传播了。如果我们回顾在中国发生过的科学传播——姑且还是用这个措词吧——的往事，可以发现其中有些地方对今天仍有教益。

　　以些有许多人批评过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批评的出发点是恨中国没有尽快全盘西化。其实中国在历史上，经常接受来自异域的文化和科学知识，而且我们中国人从来就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对待它们的。

　　联系到本书所研究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的作者王徴，也是同样情形。王徴虔心皈依天主教，却在他年轻的妾申氏的去留问题上大受困扰，因为教义禁止纳妾；王徴在明朝灭亡时自杀尽忠，又使后来的教会人士评价他时大受困扰，因为教义禁止自杀。尽管王徴在“思想道德”层面上有过如此痛苦而惊人的挣扎和努力，他在向中国读者介绍“远西奇器”时，仍然没有丝毫违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基本原则的打算。

　　■　在过去，在对中国近现代史以及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理解中，我也一直默认着这样的观念，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是导致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被顺利接纳并且生根发展的重大阻碍。其实，这种观念本身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在人们默认这个观念的同时，似乎又隐含地预设了另外的判断，即因为有这样的阻碍，而使得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受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

　　不过，如果超出上述带有价值色彩的判断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另有一些奇想呢？例如说，如果说那时的一些中国人（而且是有影响有决策实力的中国人）在倡导“中学为体”，那个体究竟是什么？至少，在我的印象里，在结合到科学和技术（在广义上的理解中）的问题上，几乎一直就没有说清那个“体”是什么？这是其一。

　　其二，是假定有了这样一个“体”，是不是就一定非要用西来的科学将其取代？以及，这样的取代如果真正成功了，好处是什么？代价又是什么呢？

　　以上两点如果相对搞清了，再来思考为什么西来的东西会在传播到中国后出现变形，恐怕就会更好理解、更好评论一些。你说呢？

　　□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最近正好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认为“体”和“用”其实有不止一个层面。比如，从《奇器图说》出发，如果说具体的机械装置和设备是“用”，那么其力学原理可以视为“体”；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上升一个层面，那我们可以将力学原理之类的视为“用”，而将整个关于自然的观念体系视为“体”；如果再上一层，我们又可以将关于自然的观念视为“用”，而将更基础的哲学体系视为“体”……，如此等等。

　　在这样一层层的“体—用结构”图景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尽力在每一个层面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到了今天，我们也没有违背这个原则。所以，“全盘西化”在中国其实不可能发生。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并不认为“全盘西化”是一个应该呼唤的局面。如果中国真的“西学为体，西学为用”了，那将是一个荒谬的局面——幸好它是不会出现的。现在我们采纳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保持我们的核心文化观念，这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人拼命要“脱亚入欧”百余年了，它那“大和魂”也没有完全消散。况且“脱亚入欧”是不是真的给日本带来了福祉，还要再往下看呢。

    ■　我很高兴地听到你如此回答。正好，昨天晚上，有一个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科学史教授在这里做报告，讲的仍是西方科学技术如何被引进到日本这样的一个老话题，结合的是东京工业大学在其中的角色。在听此报告的过程中，我也有选择性地注意和想到，日本近现代引入西方科学技术，其实也是坚持日本之“体”而在相当程度上只取西学之“用”，这才带来了日本后来在技术发展上另具特色的局面。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关心所谓的体用之争呢？现在还有许多人拼命要以西学之体取代中学之体，尤其是当把“现代化”作为一个特殊的追求目标时，更是如此。

    你说中国人自古以来一直尽力在每一个层面上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传播与会通》的研究对象《奇器图说》在传播西洋技术时，出现中国文化的“型塑”，也就很自然很正常了。不过，很遗憾的是，至少在我印象中，写作此书的中、德学者似乎没有这么明确地讲出你的这种看法。

　　□　他们确实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也许，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不好的状态？再说对于研究《奇器图说》这样一本书而言，讨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毕竟不一定是他们的义务。

　　不过这本《传播与会通》，还是有不少新颖的地方。

　　首先，国内国外多人合作，根据个人的条件，每人负责一个方面。比如《奇器图说》的两位作者是来华耶稣会士邓玉函和王徴，我们就看到关于邓玉函的部分由西方学者撰写，而关于王徴的部分就由中国学者撰写，这样倒是真做到了古人所谓的“随才器使”。

　　其次，本书在结构上相当全面，全书内容堪称“内史”与“外史”齐飞，研究共校订一帙。对一部古籍如此作为，确实可以说是“全面而深入”了。

　　最后，本书在编辑、装帧上花了很大功夫，非但图文并茂，对于一本学术著作来说，简直有点奢侈了（特别是下册的处理）。这也导致本书定价偏高，而且使本书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中：一方面，因图文并茂装帧漂亮，具备了某种程度的大众阅读资质，但另一方面，因主题的学术化和偏高的定价，又使得此书变成一本小众读物。

    ■　我觉得，你对此书的特点和优点，已经总结得很全面了。我只想补充一点：近些年来，在国际上的科学史研究中，有一个发展趋势，即开始以特殊的热情关注对于图形文本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也带有当下有些时尚的“视觉文化”研究的味道，又往往需要引入一些新的基础性理论来支撑，例如像修辞学、符号学等等。就此来说，我觉得，此书也大致有些这方面的意味（尤其是在出版的版式编排方面）。当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在目前发展中的视觉科学史研究方面的一些特殊方法，借鉴与传统科学史研究有所不同的基础理论，那将是可期待在未来出现的工作。

　　《传播与会通——〈奇器图说〉研究与校注》，张柏春等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定价：120元（全两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