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原来我都不会写信的，但现在越写越溜。上周发布会，泓谈自己对郭敬明的看法，说得那么好，但她也要先看别人的态度，大可不必吗！如果别人是祟拜郭敬明的，泓就闭口不谈，岂不可惜！

　　　别人大概走出学校后，才会开始想以后怎么生活，工作有无着落，但我现在就开始想了，我现在就已走出学校―――生活中，心灵中的学校。我脱离了死板的控制，可以自由思考，不是简单思考干什么工作，更是思考今生之意义。不管它有无来生，先把今生过好。

　　　总得来说，这十五年三个月零二十六天我过得极为丰富而充实，所有的苦都见识了，肉体之苦，精神之苦，人情之苦与非人情之苦，所有的乐也都经历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我认为，谁觉得自己最幸福，谁就是最幸福的。幸福是无法也无须衡量的，我的幸福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我的精神达到了同龄人无法企及也无法体会的高度，只可惜高处不胜寒呀！我的同龄人越发显出了与我的不协调、不协合。我以为自己找到了知音知已，我努力想把他们拔到与自己同等的地位，但矮子再怎么抻还是那么高，我成为了明符其实的高不成，低不就。我以我的关怀、宽容与大家处得不错，但在这特殊之时，特殊之处，我需要思想的碰撞，思想的提升，思想的问答（你比我大几岁。也就不用算我的同龄人了）。

　　　过去，只知道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个意思，现在，我突然觉得，人生可遇到的事也颇为贫乏，重要是还是怎么经历，人被一些杂事填满，从当几十年学生，到干多少年工作，其间，了无生趣，人们不想也不愿多思考，你这一生还想干些什么自己特色的事业？

　　　我想明白这答案，我愿在病床上思考，当行动方便前去寻找。

　　　好，说完这事，我说自己渴望之生活（瞧！我的激情，接连把两根笔都消灭了）。

     一个基本的想法，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圈子，这圈子里的人个个都很厉害，他们因为才华的非凡，在其它地方上可能有很多怪僻，他们的生活是绝对艺术的。举几个例子吧，古人写文章，为了说明问题甚至故意炫耀（比如王勃《腾王阁序》用很多典故，举古人例子）。时代不同，我就举电影界的例子吧，让你看看我的名不虚传。昨天去中关村图书大厦，我随手翻一本《法国新浪潮》就挑出错来。

    我对那种开始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总是心怀崇敬的，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导演，香港“新浪潮”徐克，许鞍华，他们现在或是分道扬镳，或廉颇老矣，但他们毕竟影史留名。

    1959年，三部电影定江山，法国“新浪潮”的几个坏小子橫空出世，其中特吕弗（《四百下》）戈达尔（《筋疲力尽》）是铁哥们儿，别看特吕弗文文静静，拍出的电影似乎温情动人，《筋疲力尽》那杂乱无章的情节也出自他手。这两人在那豪情万丈的浪漫岁月里，因共同的拍摄理念，拍出无数经典，再后来，这两个才子友谊破裂，没有再见面。他们在拍电影前，都曾为一个电影杂志写过影评，大骂陈旧的老派电影，如今他们只有互相骂对方的份儿了，可他们更多地选择了沉默。惟一的一次机会，他们一同等车却依旧保持距离，没有交谈。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达利与布努艾尔身上，这两人就属于天才了，一个是我极其喜爱的画家，另一个超有趣的导演，这个导演和我差不多，爱一个人编故事，记梦，这些素材都进了电影，他的自传也拍的饶有意思,这两人曾是好朋友，超现实主义电影―――《一条安达魯狗》，可称珠联璧合，没法说了，我想说什么呢？他们年轻时在巴黎是漫无目的，那真叫行为艺术，经常一人带头，大家就上去把一个东西打得粉碎，爽！他们曾计划给小孩放色情片，我要拍案叫绝！并不是说此事的对错，它代表了对循规蹈矩的破坏、反抗，而这正是我所做的。要不先写到这吧，省点纸。

　　　　　　　　　　　　　　子尤　2005、8、17　

[柳红记]子尤在医院里住了很久。特殊的生命状态，特别的安静，使他一天到晚都想事儿。想了，就说出来，其中写信，就是一种说的途径。他写信的时候，有时有对象，有时没有，或者写着写着想出对象来，然后寄给人家。这封就是，从无变成有，从泛泛的“朋友”到“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