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云是时光的影子吗

某个夏天，一个女孩从你的对面走来，穿着黑色的柔姿纱上衣和深蓝牛仔裤，一顶青灰色的棒球帽反扣在脑袋上。她边走边低头看《海子的诗》，粉色的嘴唇翕动着，擦肩而过，你听到她轻声念道：

五月的麦地上天鹅的村庄

沉默孤独的村庄

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这就是普希金和我

诞生的地方

走过你身边的女孩是我。在那个夏天以前和以后的很多个夏天，女孩都以为自己会成为作家或诗人。文字是她的朋友，排着队在心灵里穿梭不息。在她的心中，每个字都有独特的情感世界，它们隐忍多情地呆在那儿，等待真正懂得的人去发现。她爱它们，如果说在少年时有过爱情，那便是对文字。

五年级时，女孩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大樟木衣箱，樟木的味道真好闻，妈妈说衣服放在里面很多年也不被虫蛀。晚上，女孩把所有的衣服拿出来藏在床底下，将写了字的方格纸一页页小心地铺了进去。这是她上学以来所有的作文，铺在箱子底下，很薄很薄。“当箱子被作文纸装满时，我就是作家了！”女孩想。

为了早些把箱子装满，她每次都多交一篇作文。于是下一周作文课，就比别人多了二三页有老师红笔圈改的方格纸。女孩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撕下来放入樟木箱。终于，妈妈发现塞在床下的毛衣被虫子咬烂了。于是樟木箱里又塞满了衣服。

女孩想这没什么，反正我总是要当作家的。

曾经有那么一个夏天，女孩觉得自己离作家很近了。她的名字与文章出现在文学社的星火报上。亮白的八开纸张，泛着淡淡的油墨清香。每期拿到报纸，女孩除了看自己的，还看林子的。林子的文字温婉美丽如戴望舒的雨巷里走出的女子。不久，他因故休学在建筑工地上做事，女孩惊讶地发现即使在灯火昏暗的工棚里，同样可以流出一尘不染的文字。“无论我们现在做什么，将来都会无一例外地成为作家或诗人。”林子对她说。

不久，文学社因为主要成员参加高考而解散。

女孩想这没什么，反正我总是要当作家的。

女孩被高三的功课驱赶着，在北方的七月里惊声尖叫。那一年，她只能在校门口的书报亭看到自己钟爱的文字，她站在那儿读完了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过了几天，又去读了一遍。晚自习的铃声响了，她从书报亭向教室飞奔，黄昏的最后一抹夕阳还没有退去，传达室的黑猫哲学家似地趴在矮墙头上眺望远方，铃声像鞭子一样抽得人耳朵生疼，女孩边跑边思念那些文字，它们在脑海里组成了一个极为陌生的词组——万念俱灰。

1999年夏天，你在武汉一幢写字楼中看到她,黑色半高跟凉鞋上有一只小小的蝴蝶结，一只蝴蝶的翅膀有些张扬地倾斜着，像随时要飞起来。她低下头，严肃地将蝴蝶翅膀摆正.

这时候的我大多时候与数字打交道，数字冷酷无情，然而它们在经济社会中翻云覆雨让人不敢有半点差失。偶尔，我看时尚杂志，在那里见到熟悉的文字以似曾相识的方式排列组合。过去那些我热爱过、迷恋过、追逐过的文字以同样面容完全陌生的心灵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有如梦魇，

我的履历表中排满作文比赛获奖的信息，主管说：“LINDA，你这么热爱文学，以后部门总结、发言稿、论文都由你操刀。”躲无可躲，总是在要交差的最后一个晚上加班，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蓝色的格子间如寂寞的深海，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键盘，索然寡味趋炎附势故作严肃，像一只经验丰富即将老死的鱼。我想说靠，我想说TMD！我偏激吗？是的。当一个人，开始为庸常平淡的日子服务时，偏激被中庸打倒。

春节回家，妈妈做我最爱的辣椒炒子鸡，随手从桌下抽出几张纸，喏，把骨头吐在上面。是一些写满字的方格纸，泛着岁月沉淀的浅淡香气和悠悠的脆黄。姐姐的女儿笑问，姨妈，这是不是你写的作文。我嗯了一声，喉咙突然被酸涩哽住。时隔10年，文字还是原来的文字，只是理想的粉末已在岁月流逝中飘飞无痕。女孩闪亮眼睛盯着樟木箱底的稿纸发呆的夜晚，这些纸叠成理想的翅膀，飞越千山万水；今天，芬芳的餐桌上，这些纸叠成盛骨头渣的小盘，即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如果纸是有生命的，如果那些文字是有生命的，该是怎样一种悲凉。

也许人在一次次莫名其妙的选择中，把感知悲凉的能力也丢掉了。我们不能埋怨任何人，只是自己不够勇敢。

一次在酒吧喝的半醉，突然说一句傻话，喂，我们谈谈人生和理想。全场轰笑，你以为自己还是花季少女？哦，原来理想与年龄有关，在有理想的年龄每人都有着这样那样色彩缤纷各不相同的理想；而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每个人的理想（如果还能勉强称为理想的话）都是多赚点钱，把生活搞好。可是那些年少的理想呢，都丢在了哪里？在人生的一步步中，它们风化解体，以最细微的疼痛触动和提醒我们。生活的潮流与欲望的洪流如此强大，我们抄捷径向它奔去，蓦然回首，与理想越来越远。

某个春日，我辞职。与我的文字一起。然而总有什么已经不同，并且永远无法找寻。倘若理想只是一种必定失去的过度，它对于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也许只是为了证明某种青春岁月的存在，尽管现在或终究必会空无一物……

现在，窗外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