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诗开始于八十年代末的转折年份。记得起初，和大家一样写着北岛传统的，显得有某种深度的现代诗，也受到了几位大学老师和同学的认同。有天我却忽然不想了，觉得这些诗不美。我对缺失美的深度没有兴趣。我开始用押韵的长句追摹回忆中的事物，在它们的神秘性和音乐中沉迷。两年后当老师再看到我的诗，他表示了极度的失望。

    我记得，这个失望的阴影陪伴了我十多年，就像一种沉溺。直到有天老师又看到了我的新诗，说，终于走出来了。

    回头看来，在十多年里我离开了现代诗的大道。但也并非掉入一个陷阱那样简单。在大道之外的地面上，有我无法舍弃的事物，我在想着当我们趁着隐喻的车轮奔向诗性的途中，不要在碾过后遗下过多的微小事物。

    如果说最初写诗的动力源是青春期的情感，那么自从那天开始，这个动力变成了故乡记忆。我还没有意识到，我想要用语句保存下一些东西，但是在我以后的生活中，故乡和城市的分裂却变成了我人生的主要模式，我在二者之间不自觉地寻求艰难的平衡，直到有天肢体撕裂的疼痛感让我忽然明白了这一点。这时也正是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加速的时期。出于生身的感情和某种反抗意识，背离时代的潮头，回家乡去，回到闭塞的源头去，成为我多年中主宰的心愿，但我从来没有真正成功地达到过它。相反，我回到家乡的几次尝试彻底失败了。

    其中的原因，除了我自身的软弱，可能也由于源头的逐渐消失，在城市化的超常推进下，乡村像是老虎的族群一样，先是被分割，后来很快被吞噬了。眼下的农村，只剩下了一张老虎皮，正式的用语是空心化。当我第一次发现溪流边新修的直排式厕所，第一次看到干涸的河床上小鱼晒干发光的眼睛，我感到心死了，但后来知道这样的感觉太奢侈，我的心还将死很多次。

    但是正像我在一首诗里写的，在这张老虎皮下面，牺牲的肉身也换来了昆虫的繁衍，空心化的故乡内部，仍然保存了那些微小、质朴而美好的种籽，既在于自然本身，也在于接近自然的人性。我认为，一份在物质缺乏条件下对起码人性的坚持，胜过过度丰裕的文明舞台上显眼的人文成果，后者可以用很多的条件装扮起来。雅典城外是伊壁鸠鲁的菜园，从罗马帝国到现在，都城脱离不了乡村的养育，城乡隔绝是美国大工业带给我们的幻象。

在这十多年间，追摹故乡，成了我诗歌和小说的主要题材，用我研究生导师的一句话来说是“一味遮蔽”。但我却觉得自己坐在眺望世界的门槛上。一个后果是在这十多年中，我没有发表过诗作。我的人生也遭到了某种破产，尤其是定居故乡的努力失败，深深的失败感至今支配着我。

    在这种肢体分解的痛苦中，我近于现成地体会到了十字架上的神性，并在自然中寻找神性的因子，在农夫身上表达信仰，在一丛苔藓上看出十字架的形状。我的诗和小说具有了自然神性的倾向。它带给我很多亲切的安慰和心灵的敏感，使我在世界的表皮之下触摸到了更灵通的脉络，领会更微小珍贵的生命。井、岩石、泥土、青苔、磨子、食盐，这些卑微却珍贵的意象，是这个不起眼的世界丰富的赐予。

    但自然神性没有使我得到最终的安放，根源在于这还并非真实的信仰。80年代的海子，在寻找神性的路上遇到了内心扩张和外界限制的分裂问题，我遇到的则是自然或乡村作为我心目中的本原无法自我保存的现实。我渐渐地意识到，人的安慰只能是灵魂自身，是对神拯救我们灵魂的相信。就像在一场空难或核爆中，所有的可见生命形式都被毁灭了，我们的灵魂却会被保留下来。只有这样的救赎，是不可能被消除的。

    神创造了世界，他也许没有能力拯救这个世界，或者完全遂心地主宰世界历史。就像耶稣不能走下十字架。但他预先安排了用隐喻说话的福音。通过福音的隐喻，自然、人性、和永恒重新联结了起来，架起了灵魂的桥梁。这种联结在今天愈加有效和必要，一朵野地里的花和一座城市，一只蚱蜢和一个人生命的负担，在神性里面是没有分开的。如果说旧约里分开红海的上帝是一个力士，耶稣只是一个诗人。他的救赎是注定无法完成又无比真实的。

    确实，在毁灭性的物质力量面前，尤其是在中国式的政权加消费的双重统治下，诗没能赎回什么。即使有了那么多诗人的自杀，和那么多诗篇的世代流传。甚至不能挽留一片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和历史车轮下一个五类分子碾断的腿。像帕斯捷尔纳克所说，诗人是永恒抵押给现实世界人质，诗歌是抵押品。

    但正是无助的人质完成了英雄的救护。我们应该想到，假如没有这些看似无力的诗歌，没有在隐喻背后灵魂的力量，现实世界中仅存的美和整个人类文明，将会在一瞬间化为锅炉房升起的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