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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哥哥一起上来的,但他像往常那样,刚在楼板上那一堆东西上站了会,就说有个啥事下去了,好像这就显得他成熟。我一个人还呆在那一大堆东西中间,有很多用过的装注射药水的纸盒子,正方形的大盒子和长方形的小盒子,还有菌棒,这是医院种了一年香菇余下的。有一段时间,我不相信这带着眼的棒槌样的东西能长出香菇来。哥哥就让我看那眼里的菌丝,菌丝虽然早就干了,倒是真的有。哥哥说这菌丝受潮了就能长出香菇。可见这个楼上很干,楼板是木头的,尽管蒙了一层灰已经让人想不起来了。
哥哥下去的原因是升娃子和腾娃子兄弟不在,他们的门是开着的,地上一团乱字纸。他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这里看得出来楼板是木头的,就是不用力楼板也咚咚地响,只比我们那个阁楼好点。我们的那个阁楼我经常怀疑一脚踩下去会塌。
这个楼上还有其它三个门,但是门都锁着,人搬走了。健娃子和腾娃子又是这样的开着门,似乎他们也要搬下去了。这个楼上就只是堆着一些东西了,和院子没有关系。
有一件东西是和院子有关系的,就是窗户外面的钟。
这个钟挂在窗户外面的墙上,面朝四合院。它是一个白色的、圆盘样的钟,有灰色的时针和分针。它是这个院子的报时钟,每到整点就响,几点响几声。
这是我的想法,实际上我到这个医院之后,它从来就没有响过。后来我还看出来它也不走了,一直停在八点半。
八点半。这是我们学校里上第三节课的时间,却不是医院里上班的时间。他们上班是在八点钟。
这个时间有些不对头。第三节课几乎总是数学课,我不喜欢那个脑袋又红又亮却只剩了几根头发的“冉秃子”的课,他也住在阁楼上,这个钟表上的时间总让我想起那节课,还有他那个没人愿意爬的阁楼。我喜欢的是七点半的第一节课,英语课。是那个英语女老师上的课。但是我对钟表上的时间无能为力,它挂在我够不着的墙上。
我到这个楼上来的时候很少想起这口钟。因为它在窗子外面,和这楼上的一切属于两个地方。
今天我也也没想到这面钟,我想到的是窗子。我在那一堆东西上翻来踢去,找不到什么好东西,晾在廊下看过了的X光片,听诊器的塑料带着一截金属管子,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兴趣。我不想跟着哥哥到别处去的原因也许只是,我想在这里一个人呆一会。也许我只是想到腾娃子他们也要搬下楼了。也许什么都不为。我往窗子跟前走了一点,试着一直走到窗子跟前。以往我没有从窗子里往外望过,那样似乎眼睛有些费力。反衬着窗口里院子的白,窗台下很黑,黑地里全是散的菌棒,踩着一滚一滚的。
我两手搁在窗台上往院子里望去。我的心刚才有点跳,现在又有点抑制。这么看下去,院子中央的花坛像是不太真实。长得比人高的指甲花的颜色变得有点白扑扑的,就像人的头发在太阳底下变白了。院子中间没有人,那一头的走廊下有个人穿着白大褂走过去。医生和护士一人都有两件换着穿的白大褂,男医生们穿着白大褂有时看上去很神气,有时候却有点像女人,尤其是白大褂穿旧了,里面衣服多的时候。
那个夏天,我们各人种的花都长成了。
我们的花盆原来放在朝南的一排屋后脚,和菜园隔着一条路。后来花慢慢长高了,我们就移到院子里,大人们不让我们占据大花坛,我和哥哥的花盆的位置是在最后一间病房和厨房之间的院坝角上。老实说这里有点脏,和病房挨得近总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后来应该还是搁到了大花坛上。大花坛是那个春天医院的盛事,我怀疑这件大事是由我们几个持续地到区公所偷花种引起的。
我们一般是晚上去,一直到很晚,区公所的大门都是不关的。门洞里很黑暗,叫人心里有点忐忑,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
前院有些门窗有灯,那些灯像是离我们很遥远。前院也有两个大花坛,地上也种着一些花,可是后院是更主要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后院起了坎上坎下三层的花坛,有小学的操场那样长。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种类,有的名字听起来就很不寻常。这些花都在黑暗里,暗中结了沉甸甸的花籽。有的花籽很大,像掏了木炭的手指头。有的需要挖花根,这个就特别危险了,一般是健娃子和哥哥他们才能干的。总是提防着有个人忽然站出来喝一声“在干啥子”,那样就全完了。虽然白天这里面的人和我们家大人其实很熟,到了晚上却像变成了根本不同的人。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
在哥哥他们看来,这种事也许不那么可怕,他们的兴趣似乎总是放在那些需要挖根的芍药和海棠之类大花上。我对这些木本的大花不太感兴趣,情愿去摘一些更繁密的小花的籽,比如太阳花。我的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圆的扁的花籽,一粒粒都是沉甸甸的。
那天哥哥他们在靠坎子转角的提防挖一根不知道是什么大花的时候,果然传来一声喝叱,坎下一扇又窄又高的门透出了灯光。哥哥他们那边还没动静,我心里一乍,就往后边溜了,趁黑跑了食堂边上的一扇窗子下,前面有一丛包谷花。我蹲在这里,这排屋子是区公所最靠后一排,一点光线都没有。
另一个声音说:“再不叫回去,洋芋二遍草都没得人薅。”
这是两个人,他们是在我背后屋子里打地铺,睡不着所以聊几句,声音很低。我忽然明白这是白天看见在院里砸煤炭的两个八道的人。原来这里是关派出所拘留的人的。
拘留的人白天一般就在院子里砸煤炭,所以区公所的煤炭总是好大一堆,烧也烧不完。晚上就关起来,一直以为派出所另外有关人的地方,原来就在这里。
“他们把我的牛牵走了,还要叫我砸半个月煤炭。你说这比交租子还过恶。”
“哪个叫你舍不得牛,要去搡人家,派出所的那是好搡的。”
“我养了七八年了,硬是舍不得。每年开春耕地东家请,西家也要请。我们沟里三个生产队,就剩我那一条牛了。”牛的主人带点回忆的说。
“你总算是再砸七天就圆满了,我还知不道哪天能出去,叫我交两千块罚款,房子拆了也卖不出来阿。说起来羞人,打天九都是打的五毛钱一张。上桌的人身上搜出来总共不到五十块钱。”
我大致明白了,两个人一个是欠了村上的款,一个是赌钱。这种事今年子多得很,院子里砸煤炭的人也络绎没断过。有的人剃了光头,不知道这两人剃了没有。不知为什么,我想到了家里第一年喂猪,喂的是任务猪,眼看猪长肥了,妈妈托三舅把猪背到村上去了。我看着三舅的背影,第一次有了心里空空的感觉,觉得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带走了。
院子里没有什么动静了。哥哥他们不知去向。有一股有点涩的花香的味道,很多种花揉在一起的味道是这样的。我要离开这里,可我还是有点担心,不敢从中间的门洞出去。我往侧边先走了一段,打算从小路溜到前院。
这段小路挨着围墙,隔壁是粮管所。路旁有几从很高的芭蕉,投下了一大团阴影。我在阴影里又站了一下,有点寂寞。
也许我是在等什么。我听到一阵脚步在墙外边朝这头走来,一直走到快抵墙的地方。
脚步声消失了,却有另外一种细微的声响,有点像水流。我想,她在刷牙。她不愿意把牙膏的痕迹落在屋门前,总要走过来一些。
似乎从来听不到另外的脚步声。只有她自己。虽然据说她是结了婚的。
墙上本来是有一扇门,有一次我还见到这扇门开过,似乎是为了挑粪浇花。粮管所有鱼塘,却没有这么多的花。这可能就是那扇门的作用,其它的时候总是闭着。现在门上应该缠满了牵牛花和别的藤子,要开也开不了了。
我等到脚步声回去了,才离开了这里。前院有灯光的窗户只剩下一扇了,门一扇都不剩了。我有点提着心走出大门洞,这个大门洞里一定发生过一些事情,要不我每回进出时背上总凉飕飕的。哥哥肯定是淡淡地问我一句,我也淡淡地回答他一句。
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新从师范分配来的,和这里的老师不一样。
她们住的地方就不一样,在新起的教学楼上。两个女老师,住的其实是一间大教室,用帘子或者是床单隔出了几间。那些床单的方块格子都很大。窗玻璃上糊着一种有点铁灰色的半透明的纸,里面可以采光,外面看进去暗乎乎的啥也不见,这似乎是和“刻钢板”有关的一种蜡纸,在交钱领取复习资料和测验题的时候,经常听到老师说这个词。这是蔡建华他们几个人说的,我从走廊里过的时候,从来不敢把头凑上去瞧一眼。
我不是英语科代表,没有机会抱着作业本走进那间屋,英语科代表自然是女生。我的英语学得不坏,可是她来的时候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的音标不好。
第一节课,上课铃响了,她走进来,大家齐声用英语喊:“早上好,老师!”我知道蔡建华他们喊的根本不是“GOOD
那以后她就不常点我起来回答问题,在别的课上,这可是我的专利。可是我并不和蔡建华他们一起喊“狗头摸你XX”,或者是在叫“TEACHER
门办开着。我们进门的时候,她和一个教动物学的女老师都蹲在地上在做什么,地上有几个大小塑料盆子,红的绿的都有,盆里大概是衣服。她看见我们进去就站了起来,把盆挪了一下,让我们坐。我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她会是这样随和,和课堂上的完全不一样。我们都没坐下,其实我都没开口,只是英语代表在汇报,我看着那些隔开了房间的床单,它们的格子显得很大,质地很柔软,又有一种明亮感。一条绳子上晾着一些小衣服,有一种的形状对我来说是有些奇怪的,这就是他们绘声绘色说的内衣了,我忽然感到很不好意思,低下头,课代表已经说完了。她看着我,我也就说了两句。我看见了她脚边的盆,盆里也是一些小衣服,绳子上的可能是那个动物学女老师的。我的脸忽然更热了,天哪,也许她竟然意识到了,忽然把那个盆往后面挪了一点。
她穿着裙子。我们进去时,她的小腿从袜子快到膝盖露了一部分在外面,看着又白皙又细致。她站起来的时候,裙子垂下去,显得很端庄,她一下子变得比我们长很多,高很多。可能因为这个,我们跟她报告的时候,她一开始并没有站起来。她要我们坐的是两个塑料凳子,颜色像她手边的塑料盆一样明亮可爱。屋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脂粉香气,我觉得是来自床单和洗衣粉。这跟他们说的其实完全不一样,没有一点他们鬼鬼祟祟描绘的意思,这些气味连同绳子上的内衣和她的裙子小腿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还有她最后说的两句普通话,平时她很少说普通话,她说在课堂上大家应该尽量说英语,那天我发现她说普通话和英语一样好听,这里没有人说得有她好听。她这两句话是专对我说的,她说,其实你的英语很好。作文写得很好。
那一下我心里开的花,比区公所里花坛上所有的都多。我想把蔡建华他们的勾当告诉她,可是怕她难过,就使劲压下了自己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