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一些同学回忆，老师走前最后一段时间，已经是开始在准备后事。很明显，老师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走”的。但是“走”与“留”，病与不病，对于他活着的每一刻，对于他精进的心态，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吗？

老师最后一段时间身体不大好，但还是奔波贵州、广东等各地不断讲课、打禅七，临走前还在准备去韩国济州岛举行禅七。在过世前几天，全身浮肿，却仍然在精神饱满地与人洽谈磁疗仪的推广，仍然在叫我们关心富二代教育，仍然在对前来参访的人进行对话和指导，仍然在“多管闲事”：坐在轮椅上，还在对随地乱扔烟头的青年进行阻止。

累得躺在床上，随侍的同学藏了他的手机，好使打来的电话不要惊扰他。但是当学生请教或者洽谈业务的电话打来，随侍同学说“老师不在”的时候，老师洪亮的声音马上传来：“谁说我不在！”随即要过手机，声音依旧洪亮。

老师近几十年来举行了几乎上百次的禅七（后期叫做“零项修炼”），每次都是玩命在主持。我最后一次参加他的禅七，是2010年罗力先生赞助在河北“雪都禅林”的打七，老师累得几乎隔一会就要躺着休息一会，让人帮助按摩一下。然后起来，照样一番生龙活虎。

  老师生病后，坚持不去医院。在劝说下勉强去了一次，但没过一会就要回来。也许，老师最后让一些中医看病，也都只是幌子，是为了不让学生们担心而已。老师应该是知道自己该走了。该走的时候就走，随缘任运。

我想，以老师的修养，如果决心要保养自己的身体，是毫无问题的。问题是，他选择不去保养自己的身体。他选择的是：活一天就活出一天的精彩。

我猜想，老师是在“玩”病，也是在“玩”命，是在以他的方式，游戏生死，游戏三昧。精神可以不死，但是有形的身体，犹如机器终有坏死的一天。但是他决定不在乎。老师一生如一日，无怨无悔、毁誉不动地，“不要脸不要命”地，彰显自己的本色，做自己想做、他认为该做的事。

跟随老师的一些学生感叹，为什么老师不积极治疗，或者放下工作进行闭关保养？虽然我曾同样有此一问，但是转念又有一问：为什么生病了就一定要治疗？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认为可以“死”的时候坦然“死去”？惯性地避死就生，常人如此，方外人不必如此。

也许，喜欢“踩地雷”的老师觉得“死”也很好玩，于是就玩一次“死”的游戏，也未可知？

也许，老师决定走，是已经完成了他所认为的、该完成的使命。现代禅文化事业，是可以肯定要继续下去的了。

二、

在当前中国这个时代，作为禅师的老师，因时度势，为了中国文化，为了中国人，采取了他的这种特立独行、让人争议的作为，采取了玩“命”的作为。正如老师自己所说：“我是踩地雷的人，永远踩不完的地雷，大家不要忙着枪毙我，也不要急着肯定我”；“是非功过让后人评说”；“我是最后一个骂人的禅师，你们要温良恭俭让。”

他又说：“到了你们中有的为人师表时，像我一样装模作样拿个棒子，那时，你要给我具有四禅，具有八定，要温良恭俭让，不能像我如此没有章法，没有规矩，为道不尊。因为你们的时代不同了，已经是平和大有为的时代了，不像我现在还要继续砍砍杀杀，硝烟遍布，当然话又说回来，不如此不足以报佛恩。……你们不能学我，学也学不了，反而画虎不成，猫也不像，反类犬。”

老师的种种有争议的做法，他的嬉笑怒骂，他批判中国人种种堕落现象，他批判数典忘祖、歪曲中国历史文化的心态，他破斥笼罩着迷信色彩的当代佛教，这些是他针对时代根本偏差的至情棒喝，是他对中国文化精华的深深体认与深情，是他在报佛恩。“谁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曾经说。

老师活得很真。他说，不要学我的坏东西，要学我的好东西。其实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清楚，他身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坏”的。我也从未去深入考虑他究竟有什么东西不好，一直的心态是，学习他老人家的智慧，对于看不清楚而一时并不认可的做法，存疑求证而已。他老人家的智慧和精进，我压根就比不上，我何德何能去挑剔他的毛病？

有人质疑老师贪财。老师这个连命都不在乎的人，要钱干什么？他会为自己要钱吗？而且，要想学禅学佛，连钱都放不下，还学什么呢？学禅是连命都要的。

有心学禅学智慧的人士，是绝对应该向王老师讨教的。认识了王老师，却又不愿深入其精华，一定是成见塞胸了。

三、

老师已明心见性，是一位宗通教通的禅师。明心见性的智慧者，当今世界，寥寥无几。

老师十几年来，极力提持参话头法门，举行了几百次禅七，成千上万人直接受益，其中很多人从心灵深处受到触动。这些智慧的火种正在中华大地发酵、传播。

先生的禅文化正见，以及对整个中国文化从灵魂深处加以正名的努力，仍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和认识。但是就像当年革命低落艰苦时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自信宣言，老师的智慧传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焕发光彩；老师的智慧心法，必须也必然要在中华大地上广为传播，为中华文化传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重大贡献。

老师推崇的尼采曾说，我的智慧远在三万米高空，不是这个时代能够认识的。尼采在过世后许多年，才被人重视，而且至今带着曲解。

老师的一大智慧遗产，是传承下了“参话头”这个让学人多快好省打开智慧的方法。

宋元时代的黄檗、大慧皋禅师，看到禅门及士大夫精英们开始崇尚空谈，不尚真修实证，不得不提持参话头法门，把人们重新引到真修实证的路上来。在中国文化落入空谈和虚无几百年后，老师接过南怀瑾先生的禅棒，再次重新提持参禅法门，留下真修实证、活泼泼的智慧火种。

这个方法的直截与凌厉，有心有力、真诚投入过的人，自然知道。

老师用现代化的语言诠释参话头：善待大脑，善用大脑，开发大脑。他是紧跟时代的，破除一切僵化的形式束缚，直取核心。他倡导的现代禅文化，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完全是智慧的实证，是人类中最有责任感、最追求智慧的人都应该也必须关心和实践的。

但是，真有一个有形的方法，叫做参话头吗？

参话头，即非参话头，是名参话头。

一些同学零项修炼结束后问老师，回家还要不要参话头？老师回答：参实相。记得一次问老师，平时要不要参话头？他回答，哪里不是话头？

四、

2000年，通过刘玉平结识了老师。当时是为了解决心理的苦恼，因为随时有对死亡的强迫性的恐惧。通过心理学解决不了问题。偶尔读到关于禅的书，知道这是解决一切苦恼的法门。但是光是读禅学书，纯是理论，还是于事无补。所以希望找到一个老师，想知道禅怎么真正解决心理问题。

第一次跟老师讨教，其余的对答已经忘记，记得老师其间介绍了参话头，当下对这个法门深信不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根根，从而放下庸人自扰的焦虑。于是对参话头心向往之。

半年后，老师在河北保定打七，我拿出浑身气力参究话头，“如何安心？”由于要破解烦恼的愿望很大，起了一些疑情。在疑情之时，老师打了香板，见到了意识清净的一面。从此，因精神困扰而十分虚弱的身体逐渐好转，心也稍稍安定。但是深层的习气毛病，诸如怯懦、犹豫、好胜等等，仍在。

后来准备出国工作，老师恭喜我，说是我锻炼的好机会。在德国做记者四年，许多事要独当一面，要见许多人，这中间转化了不少习气。我也发现，许多的习气毛病，要通过做人做事来转化。“悟”了，也要勤转习气，才有转身一路，一定不要呆在死水潭中。

从禅堂出来，最大的感觉就是，“参话头”成了一个习惯。从此不怕任何困难和挑战，烦恼正是转为智慧清净的机会。也在每当有烦恼、障碍时，都会不自觉坐上蒲团，参烦恼，参问题，无明不断脱落。但似乎也就像古时有人说的：深深拨，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

见到了意识清净一面后，仍然有许多年都耽着清净。老师一度提醒我，“你这样子会一辈子一事无成！”这是老师对我的应机棒喝，逼我起而行。后来结婚了，老师说，“你终于做了一点事”。后来发现，婚姻对我来说真是一个道场，硬是要逐渐转掉自己的贪嗔痴慢疑，婚姻才不会搞得那么鸡飞狗跳。针对我缺乏行动的毛病，老师常提醒我针对时弊写些东西，甚至常命题让我写。针对我畏缩的习气，老师要我给人讲课。讲了一些课，自觉对自己贪图清净、好胜、好名的习气消磨很大。一直要求自己说出来的话，都是完全正确，这种好名、好胜的心，让自己畏首畏尾。如今不怕野人献曝，放下自以为高贵、正确的头，敢于承当自己的丑陋，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的体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就好了。

可知老师的教化，绝不只是在禅堂抛一个话头给大家去啃。他是因人施教、应机施教的，有时赏，有时罚，有时什么都不表示，把人晾在那儿，都能让学人起疑情，发动学人内心的动力，起而行之。我跟老师十多年，细细体味与老师的一次次有形无形、有言语无言语、或温柔或激烈的交往，刻骨铭心地发现，老师随时随地在恰到好处地破学人的执，让人起疑，进而有所脱落，有所承当。

记得还是几年前，内心依然不稳，觉得老师在，是修行的一个依靠，隐隐害怕一旦老师过世，自己可怎么办？如今老师已经走了，却不再有这个担忧。自己就可以承当。是生是死，大不了都是如此而已。

如今才觉得，老师最近写的对联“长愿家国逢盛世，惟求众生得安康”，是真正学禅人应该承当的事业。如果没有从内心生起这种发心，并有所行动，那么学禅学佛并未上路，只是耽着清净或者口头禅而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