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二十年了，由于从事的工作和艺术渐离渐远，便不知了很多同学的讯息。昨晚在央视１０频道，突然看到了《讲述》栏目里的同学常嘉煌，才知道他去了敦煌。
　　一九七九年，我们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走进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校门。在美术系开课几天后，同学们说系里有一个“特殊”的学生还没来上课，他就是常嘉煌。由于他的父亲是我们非常敬重的常书鸿先生，自然常嘉煌在同学眼里也就成了“公众人物”。那时候我们系里最小的学生是应届毕业生，只有十六岁，最大的学生是老三届的，有三十三岁，已是两个小孩的母亲。常嘉煌上学时也有二十八岁了，已成家有了孩子。在我们眼里，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人很随和，小眼睛，长着一张憨厚的大嘴，不大和我们这些“小”同学交谈；但是，留给我至今不忘的一件事是：大二教育实习的时候，他联系了敦煌研究院，使我们系有幸选派了十名同学去莫高窟协助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复制壁画！同学们是多么兴奋啊！很可惜，我作为国画班的班长，却和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失之交臂，去和班主任理论，得到的答复是你是班长，要协助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去另外一个地方实习！
　　没想到这次的错过，竟成了一生的错过，在商海中沉沉浮浮打拼了十几年，在同学眼里我已成了一个与艺术背离的十足的商人，在老师眼里我是一个放弃了自己的追求，是一个被“可惜”了的未来的“艺术理论家”。去看敦煌，竟然成了我的一个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梦，尽管一次次想挤出时间什么都不想专门去看敦煌，但是有时出差已离敦煌几百公里了却始终未能成行。在外人眼里我曾经是搞艺术的却没有去过敦煌真令人不可思议，我甚至不敢说我生长在甘肃却没有去过敦煌。
　　二十年后的二零零二年六月，我又有了一次去河西走廊出差的机会，这次我说无论如何我也要去，去寻找那个魂牵梦绕的地方。在大漠戈壁，我开着一辆越野车追随着年轻时的梦想，望着高速公路两旁几百公里荒芜人烟的戈壁滩和单调的景色，体味着我们的前辈们当年进入敦煌是何等的艰辛，看到他们虽已改善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城里仍然存在的巨大反差，我站在戈壁的风中久久、久久地不愿离去。虽然我和大多数游人一样，只能看到供给游人开放的四、五个洞窟，虽然我知道这些洞窟里的壁画很可能就是当年我们同学的复制品，是为了保护洞窟和供游人参观的，但我仍然在那些我耳熟能详的敦煌故事中，就着导游微弱的手电筒光在壁画前一寸一寸地游移着目光，屏住呼吸去重新聆听那些被汉语、英语、日语演绎的故事。
　　在《讲述》栏目，我突然看到了二十一年未见面的同学常嘉煌，听到他在父亲常书鸿的病榻前，轻轻的但却是一字千金地承诺：“爸爸，嘉煌去敦煌”。我被深深的感动，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嘉煌去敦煌”，这不是一个随便的承诺。记得我曾经在90年代初的甘肃电视台新闻节目里看到过常嘉煌，那时他刚从日本学成归来，参加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前呼后拥派头十足，一副衣锦还乡的样子，而现在镜头面前的他，轻轻地、平和地讲述着，他的父亲母亲；他们为之奋斗了一生、奉献了一生的保护、研究敦煌壁画的事业；他放弃了在日本的工作、优裕的生活，靠卖画筹资和母亲省下的部分医药费来开凿现代洞窟，拒绝了日本人投资却要在第一个洞窟内由日本人做第一幅画的要求，每一个有艺术良知的中国人怎不为之动容！
　　感谢《讲述》栏目让我知道了嘉煌去了敦煌！在看节目的同时，我几乎在瞬间用短信通知了我能通知的同学，当他们静静地看完节目，便给我打来电话，我们相约，在明年常书鸿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去敦煌，为了纪念，为嘉煌的现代洞窟，添上我们浓重的一笔色彩。（2003.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