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成了天下之「最」！

一九六六年，我在加州被选为最佳教授。一九九一年，我在香港被选为最劣教授。与此同时，众人都说我是港大最受欢迎的教授。天下兼得此三「最」者，大概只有我一人而已！

在「最劣教授」公布的前两天，港大几位学生代表到经济系的师生讨论会中投诉，说我教的那一班座位不够，要坐于地上听课云云。但我讲课的课室是港大中最大的了，座位三百五十个，连坐在地上的，共有四百多学生。几年前，我见座位不足，遂限制学生人数。但一些家长打电话来，陈辞恳切，希望我能加以通融，「网开一面」。

四百多名学生的那一科，并非仅开一班。我刻意地选用一位教得好的同事，在同一科上多开一班，让学生大可选择。然历久以来，选修我教的那一班人头涌涌，挤得水泄不通。

我本来对什么「最」都不放在心上。教学三十年，深知自己之能与不能，他人对我的评价如何无关重要。我的教学方法是不会改变的。问题是，在港大一些学生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他人得劣奖，反应如何我不知道，而我荣登劣座，几乎全港哗然！这是要解释一下的。

港大校内一些人的解释，似乎不对。一说学生根本不懂得如何答问卷，选错了应答的空格，另一说四百多名学生的一班，答者只有二十多人，大都是要投诉什么的，其它的懒得「填」答。这些说法我都不同意。

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

（一）我从不备课——自己天天为之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最近我在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讲话，我事前也是没有什么准备的。

（二）我从不用讲义——写下来的讲义，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的灵感，怎可以墨守成规？

（三）读物指定之后，我从来不依书而教——书中可以读到的，是不需要我来说什么吧？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位在国际上稍有分量的教授，是依书而教的。另一方面，老师在课堂上谈过的问题，下课后学生是要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其它有关的读物的。这是学生的责任（倘若他有自觉性的话），而学用图书馆是进大学的必须训练。

（四）我认为教与学的重点是思想的启发，学生要跟着我的思路去想——一百个学生中，将来会成为经济学家的可能没有一个，所以重点不是教经济学，而是利用经济学的推理去使学生懂得思考的方法。

（五）今天我教学的方法，与二十五年前获最「佳」奖时有一点不同：今天，我很少用黑板写些什么。我只是坐着谈，在一个题目上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学生迟到、早退或缺课，则「贵客自理」。

以上所说的教学方法，以评分论佳、劣，当然是看问卷的问题如何问。若问：你对教师的学问是否有信心？教师对你思想上的启发如何？那我就「胜」来容易。但若问：教师的讲义够不够清楚？读物表是否容易学习？那我就「劣」矣哉。

我曾多次批评香港的教育制度。这制度使学生们养成求考试及格而不求知识的习惯。他们要老师像教幼儿园生那样「扶」着他们。讲义要清楚，大纲要固定，什么要读，什么可以不读，要说得明明白白，考试的题目会如何如何，问题要如此这般地作答等等。

香港的学生还有一点与外国的不同之处；他们进大学大都是为了日后的谋生或出路，目的是取得衔头，越容易取得的越好。他们于是但求易读之「书」——考试易于及格——至于知识的多或少，有没有真才实学，他们绝大部分是不管的。在美国就读八年，我只缺过一堂课，相比之下，在港大，有五成学生上课的老师，是高手了。我的一班虽然人头涌涌，但缺课的学生还是有的是。困难在于：以我教学的方法来说，缺一两课就不容易「跟」得上。

在港大有数百学生的一次授课中，我对他们说：「当年我在芝大教书时，一下课所有的学生都立刻跑到图书馆去，一个不漏。你们当中有谁会在下课后立刻到图书馆去的？」他们完全没有回应。

大学是高级教育。学生要养成自立、自修、独立思考的习惯。大学教师应该做的是引导、启发，而绝不是把学生「扶」着去拿衔头的。

我被学生选为最劣教师之一，正反映出香港的教育制度。一个教师的教学成绩如何，唯一可靠的准则是视乎他的学生在学术上的成就。以这个准则衡量，我与奈特相去甚远（他有五个学生获诺贝尔奖），但屈指一算，我总算有数十个学生在美国当教授了。

比较难明白的问题是，一个被认为最劣的教师，为什么学生之多冠于全校？（我每年所教的学生，人数大约与一个较小学系的总学生人数相等。）我思前想后，认为这问题有两个解释。其一是学生喜欢听我的课（正如我到任何场合演讲，听众必然济济一堂）；其二是一些学生慕「名」而来，只求是我的学生，不论其它。说实话，对这后者我是不大乐意教的。

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人的班我管不着。我的教学方法是不会改变的——要改变的是学生的学习态度。但愿今后要进我门来的学生，有我们老一辈昔日做大学生时的学习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