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俗就是大雅

——情色本体论发微

人类的文明进程其实就是一个雅俗消长相互吸收的过程。没有绝对的雅，也没有绝对的俗。很多现代人的雅其实都是装出来的，经常看到一些精致漂亮的小姐在公交地铁里“补妆”，究其实质无非就是为了“卖相”好一点而已。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高雅可言，那时的很多人类行为及其文化记录，如果用现代语言解释可能会让今天的人们脸红的。例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里杀父娶母的乱伦故事，被弗洛伊德发明了“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这样的心理学词汇，其实这在远古时代绝非特例，因为在一个群婚杂婚的时代，这些婚姻形式根本就无所谓道德与否。甚至在中国的隋唐时代，隋炀帝杨广纳陈夫人、唐高宗李治纳武媚娘，都是上烝母妃的乱伦之举，包括唐玄宗纳子媳杨玉环，也曾被人讥为不伦，但是考究起来，他们都是西晋十六国时期的社会激荡五胡内迁与民族大融合的产物，所以更具有去古未远原始野蛮的特征。资料显示隋唐皇族可能都是鲜卑族的后裔，据说西魏北周时期，杨坚家为普六茹氏、李世民家为大野氏，因此杨坚又叫普六茹坚、李世民又叫大野世民，这些都是鲜卑族的姓氏。鲜卑豪族独孤信有七女，长女嫁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女独孤氏嫁给了本朝李虎之子李正，是为李渊之母，七女独孤伽罗嫁给了隋文帝杨坚，就连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也是出身于鲜卑族，原姓拓跋，后改为长孙。可知经过这这次民族大融合，他们已经不是纯正的汉族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雅俗之辨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人类学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不妨可以说，所谓的雅，不过就是对于俗的制度化的肯定，周公制礼就是典型例证。《周礼·地官·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是明确鼓励私奔，不奔就罚。正是在这样一个纳俗为雅的文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理论给予阐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先生的理论贡献值得重视。若干年以来，我陆续读完了李泽厚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在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心目中，李泽厚就是当代中国的美学尊神。作为一位最富原创性的学术大家，他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创见如“积淀说”、“乐感文化说”、“由巫入礼说”、“情本体说”，让我对中国文化的历史逻辑的理解逐渐贯通，以往对中国文学史上有关雅俗之争的纠结由此豁然开朗。在我看来，李泽厚的理论逻辑是由“积淀”开始，到“情本”落实，完成了他的本体论建构，从实用理性入手，在生命感性生发，最终落脚在一个审美与诗化的生命哲学。从“情本体”逆推上去，所谓“情本体”，说到底就是“情欲本体”，它是源于巫学智慧的生命逻辑，而巫术最本质的诉求无非就是“趋吉避凶求生”，这是原始人类最朴素的价值目标，而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就是人生的最大快乐，这是“乐感文化”最本质的规定，这一切都是人类有史以来“积淀”而成的文化无意识。在这个逻辑起点上，雅与俗其实是一个混沌。

回到中国文学史，《诗经》作为最早的诗歌总集，据说被孔夫子做了重新编辑，而且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但其实诗经也没有那么“干净”，所谓的“十五国风”，一般解释为风情民俗，其实都是汉代那些解诗者的曲解。何谓“风”？“风马牛不相及”的“风”，这个“风”是说发情了的马牛相互无感，以此解诗，“十五国风”不独郑、卫之音，其实都是男女“发情”之诗。例子很多就不举了，直白说出可能会让现代的淑女们脸红。这是一个俗的开端，但是自从被人列为“六经”之一，它就“雅”了。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建构了一个“情感乌托邦”的审美世界，它是可以作为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地方。历史上的隐士们各擅胜场，在渔隐、舟隐、朝隐、吏隐、酒隐之外，还有色隐。“色隐”一语出自明末清初时卫泳的《悦容编》之“招隐”一节：“谢安之屐也，稽康之琴也，陶潜之菊也，皆有托而成其癖者也。古未闻以色隐者，然宜隐孰有如色哉。一遇冶容，令人名利心俱淡。视世之奔蜗角蝇头者，殆胸中无癖，怅怅靡托者也。真英雄豪杰，能把臂入林，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己，将白日消磨，有一种解语言的花竹，清宵魂梦，饶几多枕席上烟霞。须知色有桃源，绝胜寻真绝欲，以视买山而隐者何如。”此“色”者，我们亦可以做广义的理解，即声色犬马、脂粉裙钗、十字街头。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从《诗经》开始，俗文学的大潮就一浪高过一浪，魏晋时代的“宫体诗”仅仅是小试牛刀，到了宋词时代，基本上就已经蔚为大观，所谓“艳科”绝非浪得虚名。元曲与小说也不遑多让，如关汉卿《南吕·一枝花》：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柳。花攀红蕊嫩，柳折翠条柔，浪子风流。凭着我折柳攀花手，直煞得花残柳败休。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再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二十九：水月禅师号玉通，多时不下竹林峰。可怜数滴菩提水，倾入红莲两瓣中。此等文字，雅耶？俗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