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气味的世界情况

——黑格尔的艺术观

黑格尔《美学》以其深刻的辩证法和巨大的历史感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美学的巅峰之作。在其《美学》第一卷里他的辩证法和历史感都有精彩的呈现。黑格尔关于艺术美发展途径的论证是正、反、合的辨证的三段式（正：概念；反：实在；合：概念与实在的统一），而他关于人物性格发展的论证则是一般世界情况→动作→性格，这是从宏观艺术史的视野检视艺术对象，艺术美的发展过程是由抽象到具体的逐步深化，关键在于否定阶段，关键的环节就是动作。这里的关键是要经过一般世界情况到动作，再到性格的正、反、合的过程：首先是一般世界情况（人物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只有普遍性与个别性直接统一的时代才是理想的世界情况，即“英雄时代”或“史诗时代”，与此对立的有两种世界情况：即“牧歌式的情况”和“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无动作、无自由）；其次才有动作和性格，而动作需要经由外因的情境、内因的情致以及动作与反动作，在冲突中达到“冲突的和解”导致性格的最后完成。这里的重点是三个时代的划分：英雄、牧歌与散文，而这三个时代中的前两个属于诗意的时代，后者则是非诗的时代。

这个问题涉及到了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根本理解。文学最本质的属性是诗性，也就是说文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诗的而非散文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他的文艺理论著作称为《诗学》，而他所研究的其实是广义的文学主要是悲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由“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包含了一个根本性意图：返回到原初状态去。原初并非仅仅指开端，原初就是原本、本原、本体。因而返回原初就是返回本体。这样一种返回必定是根本性的。同“诗”作为文学的原初状态一样，“诗学”也意味着“文论”的原初状态。返回“诗学”就是返回原初状态，返回本体。由此看来，诗学、诗化、诗性，作为人类精神原初状态的表征，它是文学之魂。可惜的是，我们离开文学的诗性已经很久了，这种“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自由”，失去了人的本真和纯真的诗性精神。黑格尔在谈到个别人物性格的形式上的坚定性时，曾经举了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为例。麦克白为了夺取王位和保住王冠，不惜谋杀国王并采取一切残暴凶恶的手段，黑格尔认为，“这种不顾一切的坚定性，这样一心一意地坚决实现由自己抉择的目的，就是麦克白的主要吸引力所在”。吸引我们的已不再是那个杀王夺位的麦克白，而是一个坚定有力的强者，他被排斥了任何阶级的本质和功利的目的，只具有特殊的魅力和美感，这就是诗性意义上的英雄。事实上莎士比亚戏剧原文都是诗的文体，可惜都被翻译成散文了。这可能导致我们对文本的深刻误读。

回到中国文学史，其实中国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崇尚诗文而抑制小说的，基本上是以诗文为文学正宗而以小说戏曲为末技小道的。只是到了李贽的《童心说》才以叛逆的姿态发出了一通高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李贽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在客观上无意中抬高了小说的地位。不过他的演进逻辑十分混乱：因为他的文章主旨是论证“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把《水浒传》和“今之举子业”都称为“古今至文”显然是胡说八道，水浒的流氓事业与举子的八股文章何来“童心”可言？可知他的说法根本不具有学理的意义，只是一时追求语惊四座而已。但在明代这股思潮的搅动下，中国文学早早地告别了诗文正宗，进入到了黑格尔所言之“散文气味的现代情况”，明清小说成了代表性文体，一大批“讲史”“演义”小说应运而生，更有一大批“情色”“黑幕”小说纷至沓来。这些“散文气味”在本质上是文学的沉沦与堕落。时至今日，靠着几本烂小说读博士当教授的已经成了有“学问”的标志。也正是在“散文气味”弥漫的意义上，黑格尔提出了“艺术终结论”。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人的性格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在性格的丰富性中要有情致(或译激情)作为主要方面，而且要有一个明确的情致贯穿到底不要动摇如前述之麦克白。但是我们读了许多中国小说之后，除了“油滑”和“油腻”还剩下什么呢？“散文气味”的小说已经构成了对“诗意”与“纯真”的否定。而一个人如果从来不读诗不写诗乃至对诗完全无感，那么他的生命质量、人格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由于美将不美，艺将不艺，艺术走向终结就是必然的。为今之计，我们需要回到古典，中国文学回到唐宋以前，西方文学回到十八世纪。这不是复古，而是回到本真的文学，本真的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