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一种语言，必须同时学习该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从教学的角度看，教授一种语言，同时也在教授一种文化。我们可以认为有纯粹的文化教学……但没有完全排除文化的语言教学，比如不可能有与法国文化完全无关的法语教学。所以，我们认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既不可分，又相辅相成。可以这样认为：不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很难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很难真正掌握一个国家的语言”。　　

多年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也表明，成功的语言教学往往伴随着成功的文化教学，文化教学不到位，语言教学的效果也将直接受到影响。下面是笔者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案例：一个刚来中国才一年半的韩国留学生由于学习刻苦、努力，在第一次参加HSK考试时就取得了7级的好成绩，作为他的汉语教师，笔者由衷地称赞他“你真棒！”，这个学生也极为真诚地对老师说：“老师，你真会拍马屁！”这个小小的案例告诉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忽视文化教学，只注重纯语言教学是行不通的，语言教学必须与文化教学同时进行，只有将语言教学放在文化教学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从而避免出现“文化休克”现象。　

    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现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功能法的引进以及国际“汉语热”、“文化热”的兴起，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围绕着对外汉语教学中应如何进行文化教学进行了热烈、持久而有意义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问题　　

语言教学中要不要渗入文化教学？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尚且还是一个有待肯定的问题。受传统教学法的影响，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普遍将训练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基本语言技能看成是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目的，而把文化看成是历史、地理、哲学等非语言专业的教学内容。这种纯语言教学的观念和模式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低下。以后，随着熊文华、朱文俊（1980）、吕必松（1981）、张占一（1984）等学者先后提出在语言教学中应重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观点，我国语言教学界逐渐走出了“就语言教语言”的传统教学模式的藩篱，并迅速在语言教学中必须进行文化教学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　　

（二）  文化教学的内容与分类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必须渗入文化教学，这已成为公论。但文化的内容浩如烟海，究竟哪些文化内容该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范畴，哪些文化内容不该纳入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范畴，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给文化教学准确定位。1984年，张占一先生在《汉语个别教学及其教材》中首次提出了“交际文化”的概念，他从功能的角度将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内容分为知识文化与交际文化，认为：“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熏陶下的人，在交际时，由于缺乏有关某词、某句的文化背景知识而发生误解。这种直接影响交际的文化知识就属于交际文化。”后又在1990年发表的《试议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一文中对“交际文化”的内涵作了进一步补充，增加了“非语言”的内容，扩大为“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或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交际文化”的概念一经提出，热烈响应者有之，严厉批判者也有之。但不管怎样，事实证明，后来对外汉语教学界的一系列有关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定量、分类以及文化导入方法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对这个概念的认同和深化的基础之上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赵贤州（1989，1992）、陈光磊（1992）、林国立（1996）、魏春木、卞觉非（1992）、孟子敏（1992）、胡明扬（1993）、梅立崇（1994）、葛中华（1994）等。可以说“交际文化”作为一种语言教学理论已经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正在日趋成熟和完善。　　

    （三）文化教学的方法与原则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除了对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定量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以外，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另一个研究热点就是关于文化因素教学的方法与原则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共出现过四种观点，即“文化导入说”、“文化揭示说”、“文化融合说”、“文化语言有机化合说”（苏金智199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文化导入说”和“文化揭示说”。赵贤州先生最先提出“文化导入说”，并对文化导入的原则作了探讨，认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进行文化知识的同步导入时必须遵循“阶段性、适度性、规范性和科学性”的原则。此后，魏春木、卞觉非（1992）、陈光磊（1992）、张英（1994）等人也先后对文化导入的内容、原则和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陈光磊提出文化导入有四种方法，即“直接阐释法、交互融合法、交际实践法和异同比较法”。张英则认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比重在整个预科教育阶段是个‘变量’，它的规律是：由少到多，逐步增加”。并规定“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比重，在初级约为5∶1，中级阶段约为4∶1，高级阶段则要上升到3∶1”。“文化揭示说”的主要倡导者是张占一和吕必松等学者，其核心理论就是“交际文化”，即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必须揭示那些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能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社会习俗、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文化因素。　　

    （四）文化教学的大纲与教材问题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界对文化因素教学的重视和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文化教学大纲的构建与教材编写问题。林国立（1997）指出：“和语音、词汇、语法、功能一样，文化因素的教学要遵循（因此要构建）汉语的文化因素体系，要制定文化大纲。”“文化大纲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人的民族观念、民族心理、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吴晓露（1993）则对语言文化教材中如何直接介绍交际文化进行了探讨。总起来说，上个世纪90年代对文化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讨论基本都是围绕着文化因素的教学来进行的。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张英（2004）和赵宏勃（2005）在严格区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和“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突破了仅在语言课教学范围内进行文化因素教学研究的局限，主张重视专门的对外汉语文化课的教材和大纲的研究。

    三、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不足　

    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不足从整体上表现为研究取向失衡，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偏重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研究，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研究不够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体现在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一方面是专门的文化课教学。前者是以分散的形式隐含在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中，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分散式文化教学”；后者则以集中的形式体现在专门的文化课教学中，我们姑且将其称为“集中式文化教学”。两种文化教学无论在形式、内容、教学方法还是在教学途径与手段上都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分散式文化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初、中级阶段占据主导地位，但学生从这种教学形式中所得到的文化知识是零碎的、不成体系的，到了中高级阶段，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提高，他们必然对这种零散的文化获取方式产生不满足感，这时就应该适时地给他们开设专门的文化课，集中地、系统地向他们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在分散式文化教学形式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是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文化教学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跟语言密切相关的那些表层的物质文化，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某种场合该说什么话”，也就是使学生“知其然”。而在集中式文化教学形式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关系则表现为以文化教学为主，语言教学为辅，文化教学的任务不但要系统地向学生传授表层的物质文化，还要传授深层的精神文化，目的是让学生知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那种场合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也就是使学生“知其所以然”。　目前，关于语言课中的文化因素教学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今后应加强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内容、方法、途径以及手段等方面的研究。 

    （二）偏重语言交际文化研究，非语言交际文化研究不够　　

    “语言交际文化”与“非语言交际文化”是吕必松（1992）先生给“交际文化”所做出的下位分类。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成果所占比重很大，而非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成果尚不够丰富。对“非语言交际文化”给予较多关注的是毕继万先生，他的《跨文化非语言交际研究及其与对外汉语教学之间关系》、《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等文章以及专著《跨文化非语言交际》一书都对“非语言交际文化”进行了专门而深入的研究。

    （三）偏重文化差异研究，文化共性研究不够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克服不同文化之间交际障碍与文化冲突的最好办法是进行文化对比，“对比的重点是差异和冲突，目的是遏止负迁移；对比的原则是只比异同，不论褒贬，以共时对比为重点，着眼于解决交际中的现实问题，对比的应是主导（体）文化”。（毕继万、张德鑫1994）毋庸置疑，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中，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是造成交际障碍的主要因素，研究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对第二语言和文化的习得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正如语言有个性也有共性一样，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尽管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但由于不同民族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可能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因此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肯定也会存在一些共性的因素，即所谓的“文化偶合现象”。“文化偶合现象”在第二语言和文化习得过程中将起到“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它对指导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同样十分重要。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该问题尚未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应有重视。

（四）偏重主体文化研究，亚文化研究不够　　

    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一个国家的文化粗略地分为主体文化和亚文化两大类，主体文化指那些最能代表和体现一个国家文化特色的主流文化；而亚文化则包括由地域、民族、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各种地方文化、都市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等。主体文化实际上是对亚文化的一种概括和抽象。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其主体文化和亚文化的区别可能不太明显，因而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不必过多关注亚文化对第二语言习得造成的影响，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尚存在城乡差别的国家来说，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却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亚文化的存在以及它对汉语习得所造成的影响。　　受历史的、地理的、自然的、经济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尽管同样生活在中华民族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各地、各民族的文化风貌却迥然不同，有时甚至会出现“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巨大文化差异。所以，在诸多的亚文化中，我们认为地方文化对汉语习得的影响最大，也最值得关注。充分重视并研究地方文化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影响，尽量发掘地方文化对留学生习得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积极因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四、小结　　

    本文对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全面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目前我国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认为这些不足从整体上表现为研究取向失衡，实际上是呼吁我们应该重视以下这些方面的研究，即专门的文化课教学的研究、非语言交际文化的研究、文化共性的研究、亚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毕继万,张德鑫.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文化研究的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994，（2）.

　　〔2〕陈光磊.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导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3〕程棠.关于当前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几个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第1994，（3）.

　　〔5〕胡明扬.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

　　〔6〕梅立崇.试谈陈述性文化知识和程序性文化知识［J］.汉语学习，1994，（1）.　

  　〔7〕孟子敏.交际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1）.　

  　〔8〕林国立.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定性、定位与定量问题刍议［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6，（1）.　〔9〕苏金智.多学科合作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第三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综述［J］.语言文字应用，1992，（3）.　

 　〔10〕吴晓露.论语言文化教材中的文化体现问题［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4）.　

　作者简介：程书秋（1970—）,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对外汉语教学法、第二语言习得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