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 

    1991  彩色片  188分钟

    中国台湾杨德昌电影有限公司摄制

    导演：杨德昌  编剧：杨德昌  阎鸿亚  杨顺清  赖铭堂  摄    影：张惠恭  主要演员：张震（饰小四）  杨静怡（饰小明）    林鸿铭（饰哈尼）  张国柱（饰小四父）

    本片获1991年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判团特别大奖及影评人大奖，    法国三大洲影展最佳导演奖，新加坡影展最佳导演奖，台湾第    28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第36届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奖。

一、拒绝成长

    六十年代初，台北中学中有一种拉帮结伙的风气。小四是个置身帮会之外的好学生，他的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因为将学历证明留在大陆，随时有失业的危险。

    在医疗室里，小四巧遇小明，二人跷课来到靶场。小四原是眷村帮老大红毛的女友，小公园帮老大哈尼为了她杀死红毛，潜逃在外。哈尼的弟弟拢不住同伙，滑头意欲篡权当老大。小明认为，对于她这样的女孩子，找个男人当靠山是天经地意的事情，因此，她既与滑头和小虎相好，又喜欢跟哈尼一样，有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小四。

    班上来了个叫小马的同学，出身官僚。因为替小四解围，拉开了一场架，小四跟他十分友好。滑头抄袭小四，小四出于无奈，却一样受了严重处分。父亲认为不公，与教导主任理论，未果。小四同时感到了父亲的慈爱和无能。

    滑头与对头山东妥协，办演唱会。哈尼回到台北，他看出小四跟他一样，是个长不大的，注定要失败的人，并劝说他不要出来混。对于小四勾引小明的事却一字不提。

    哈尼单身来挑演唱会，被山东推倒车轮下丧生。

    因为哈尼的死，小明病了好几天。小四找到她，让她信任他，说他就是哈尼，会保护小明。但小明已经不再相信他了－－哈尼都死了，何况小四。

    小四看到了为哈尼复仇，血洗山东大本营的场面。父亲也因为涉嫌政治被关押。训导处又因为小四的事羞辱了他的父亲，小四奋起反抗，却被勒令退学。他勤奋读书的时候，却获知小明在小马家帮佣，又跟小马相好的消息。在友情与爱情之间，他徘徊不定。为了排解苦闷，他与小翠幽会，小翠告诉他，小明还曾与滑头相好，小四心目中的偶像破灭了。

    小四再次向小明表白：他就是哈尼，将永远爱她。小明冷酷地拒绝了他。小四喊着：“你不要脸！没有出息！”对小明连刺七刀。

    小猫王寄给小四的磁带被扔进了垃圾桶。小四的母亲听到广播中正在播放升学的结果，只是，这正常的世界已经不再属于小四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

    ──这大概是文学史上最严重的误解，最美丽的错误了。

    当成年人营营苟苟、为每天的生活辛勤忙碌的时候，大概没有多少人还会回忆起自己那朦胧、艰辛、懵懂而痛苦的童年。只不过，很少有人会为自己的童年定义──因为那时年纪小，当他们长大的时候，童年的痛苦早已被遗忘。就象天上的鸟儿不会记得水中鱼儿的感受；飞翔的时候，不会想起爬行的痛苦。能够记得童年感受的，一定是敏感脆弱而有诗人气质的人；记得而又能够诉诸于文学艺术的，那一定是天才的艺术家和诗人。没有那一位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中没有童年的印迹，童年就象树木的年轮，早已被秘密织进时间的经纬。

    毛毛虫会经历一次蜕变，变成美丽的蝴蝶；丑小鸭也有变成天鹅的一天。自然界是如此循序渐进，理所当然，可是也许没有多少人想到，人的蜕变──或者说成长，却没有这样的顺理成章。这一蜕变／成长中有如许之多痛苦而隐秘的内心挣扎，经常会有终于无法面对成长的人，他们被称做“失败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是“理想主义者”。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扛鼎之将杨德昌影片《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中的小四，就是这样一位拒绝成长而终于毁灭的理想主义者。

    小四的故事根据杨德昌学生时代校友茅武的真实事件改编。茅武是建国中学夜间部初二的学生，因为女友拒绝他，在一个晚上与女友来到牯岭街作最后谈判，谈判不成，他将她连刺七刀，致使女友当场毙命。事件发生后，轰动整个台湾，报刊以“不良少年行凶情杀”来概括这一事件。与茅武同校的少年杨德昌一定对这简单化的、毫无理解力的、成年人理智的概括中心耿耿，多年后，他拍摄了《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作为失败成长的祭礼，献给难以忘怀的青春。

    《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是一部史诗般的巨片，它呈现的是五十年代台湾的社会状态和文化冲突在少年人心中造成的深刻影响。也许，任何一种社会变迁都主要体现在年轻的一代身上，因为他们年轻，既没有形成足以保护自己的人格面具，也不能拒绝任何一种新的社会影响。这使少年人的心态无所是从。在变迁动荡的时代，“少年”一词几乎等于彷徨。

    小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少年”，他想做好父母师长交待给他的一切，因此，他努力做一个好学生。但是，成长不是听大人的话就可以实现的，在另一方面，他为自己寻找可以摹仿的英雄形象，努力使自己成为同龄人心目中的英雄。“哈尼”是他的偶像，哈尼少年英俊，天生具有领袖气质，他杀人、泡女孩子，似乎天生就是成年人，天生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所要的一切。事实上，哈尼内心敏感，为了克服自己的恐惧和脆弱而不顾一切地打架、斗殴、伤人。杀人潜逃后，他为了排遣寂寞，看了大量的武侠小说，其中最厚的一本叫做《战争与和平》，他被主人公老包的英雄气概和完美的骑士精神深深感动，哈尼与老包认同，无形中已经暗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必然灭亡，他与“泡”了他的女友小明的小四一见如故，丝毫不以小明为意，正暗示了小四事实上就是哈尼的另一面──尽管努力去适应大人将他带来并交给他的世界，在内心深处，他却渴望一种轰轰烈烈的成年仪式。哈尼死后，他对小明说──他就是哈尼，让小明信赖他、依靠他，而小四依赖这种信任和依靠成长。

    事实上，小明才是真正的成年人，她的生活观念实际简单──她要找一个男人，依靠他过这一辈子。她曾经依靠过哈尼，哈尼幻灭了，死了。小明却清醒了，她拒绝了第二个哈尼。小四杀死小明绝不意味着“不良少年情杀”，他杀死的是一个成年人，一个还没长大就已经老了的人，一个属于这成年人丑恶、孤独、冷漠、现实世界的人──他杀死的是这个他拒绝接受的世界，也因此拒绝了成长。小四是没有变成蝴蝶的毛毛虫，没有变成天鹅的丑小鸭。成年人因此说他是脆弱的、不可理喻的、不良的，只有记得少年时代混沌、甜蜜、痛苦感受并能将它形成影像世界的杨德昌可以为小四正名，小四就象那种荆棘鸟，即便死了也要歌唱，痛苦地唱出胸中的荆棘，希望以死亡去浇他人心中的块垒。

    被称为台湾电影大使的杨德昌认为“电影是百分之百的战斗，不管我睡着还是醒着，我总在思考许多想法”， “我读和写都很慢，正因为如此，从小时起我就喜欢把任何可能的东西变成形象”。“电影大使”不仅仅意味着杨德昌通过史诗般宏大、深沉的电影将台湾介绍给世界，同时，在影片的表达方式上，杨德昌超越了台湾新浪潮电影早期的乡土气息，在视听语言方面呈现出世界性和知性气息。杨德昌认同这样的电影观念：

    “没有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有画面。”

    “让思想在画面之后消散，让画面变为纯真的佐证。不是正确的画面，正确的只是画面。”

    “电影就是每秒钟二十四格真理。”

    他的电影语言是丰富的、充满无限可能性、有间离效果形成的史诗风格的距离美感；也有声音景深形成的多层次性和强烈的纪实风格；他对画面三百六十度空间的再现使影片的精神内涵完全隐现在画面背后。这部表现童年经验的影片没有用过一段画外音，就象中国大陆六代导演表现童年经验时所钟爱的那样。画面、声音的多层次性和再现现实与记忆的能力使影片最深最深地向逝去的童年回溯，就象诗中所写：“向青草最深处漫溯”。拨开记忆的云雾，声音、画面、气味、场景、冷静的观察视角将观众带回那个时代、那个世界、还有不曾显现过的隐秘的内心世界。

    杨德昌电影带给人们的是全新的经验，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杨德昌的电影都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和艺术精品。

    曾经有人这样评论电影的兴起：

    “我们盲目地进入了一个没有传统的世纪，它以自己的粗野，以自己新的黎民艺术与以往的世纪割裂开来，它是我们野蛮的先兆，这一艺术在盗贼栖身的山洞里诞生，达官贵人把它划入集市游戏之行列，成为妇孺之娱乐，其卑俗使正人君子蹙额──当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它却早已成为我们生活之必须了。”

    这样的悲观可以不复存在，《牯岭街少年杀人案件》已经证实了电影的巨大表现力和承载严肃哲学命题和历史使命的能力。至于它如何做到这一点，如何与杨德昌的《独立时代》、《恐怖分子》一起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三部曲，我们将在视听语言分析中具体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