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与庄子：同样的质疑

鞠晨曦

    福柯在其著作《古典时代的疯癫史》中，对笛卡儿的一段关于我思与疯狂的论述进行了解读。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指出，凡是当作最真实可靠而接受的东西，都是从感官而来的，是无法怀疑和否认的，是确凿无疑的，只有疯子才会指鹿为马。他认为，疯狂状态的人对世界的认识甚至比梦境还要荒诞。梦中出现的奇怪而错乱的东西也许是荒唐的，是虚幻的，但是，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想象出来的东西，而是真的，存在的东西"，就像画家虽然画出一些奇形怪状的人羊或人鱼，不论其想象力如何荒诞、新奇，如何具有虚构能力，但他们使用的色彩是真实的。笛卡尔说，在幻想出来的东西中也"有更简单，更一般的东西是真实的、存在的"（以上内容参照了汪民安的论文《疯癫与结构：福柯与德里达之争》）。
    从笛卡尔出发，福柯将理性与疯癫对立起来，认为理性排斥疯癫，疯癫不是哲学考察的对象。对此，德里达尖锐地说：“在那些片段（即福柯的《古典时期的疯狂史》）中，精神失常、精神错乱，丧失理智看起来，我强调看起来这个词，被从哲学之尊的圈子中撵出，排除，放逐，被剥夺了哲学生存权，被剥夺了成为哲学思考对象的权利，早在笛卡尔召集的那个判定我思本质上不可能是疯子的最后法庭上，它就被逐出了哲学的席位。”
    进而，福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的质疑是从意愿与可能性两方面入手的。
    首先，德里达提出：“那种对笛卡尔的解释是合法的吗？”或者说，福柯是不是在误读笛卡尔。由此出发，他提出两个问题：“1、我们真的从符号自身完全了解了符号本身吗？换句话说，我们真的很明白笛卡尔所言和他所欲言吗？”2、“笛卡尔公开的意向一旦在语义层面上被当作一种符号来理解，它与人们为了解释它而给它选择拉近的历史条件真的有关系吗？它具有人们要给予它的那种历史意谓吗？” 其次，用我们提议的方法重读笛卡尔式我思难道就不能对这种疯狂史的某些哲学和方法论前提提出质疑吗？
    德里达提出的是一个典型的阐释学问题。在质疑对笛卡尔解释的合法性问题时，德里达这样表述他对“解释”的理解：
    “我在这里所称的解释是指某种过渡，某种由福柯提出的涉及下述双方的语义关系：一方面是笛卡尔所说的，或者人们以为他所说或者他想要说的；另一方面，可以说眼下轮廓尚未清晰，是‘某种历史结构’……某种充满意义的历史整体性，某种人们以为通过笛卡尔所言，或人们以为其所言或所欲言的能够得到特别显示的整体历史方案。”
    显然德里达的质疑首先是从形式而不是从内容到开始的，即符号是否是先天自足的、意义永恒的。这样的问题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也曾出现过，庄子在思考语言和意义的关系时，曾以一种更加尖锐的方式提出过同样的疑问。在《天道》中，庄子讲到这样一个寓言：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在庄子看来，语言显然是不可能是自足的，不但不能自足，甚至无法表达真正精妙的思想。因此，在庄子看来，语言所能表达的，只能是糟粕。他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德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知之哉！”
    看来，古圣与西哲，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