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 严家炎老师把自己的一些藏书和书房家具都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到老师的一些影响。

家炎老师也是上海人，尽管长期住在北京，但是，上海话依然没有忘记，还能和我侃上几句，不过，一般情况下，老师都是说普通话。家炎老师对现代文学非常精通，他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当时大学的教材。我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在出版社工作，当时出版社的重头图书《中国新文学大系》已经开始续编，我也是续编组中的一员，为了编辑这套卷轶浩繁的图书我曾多次去往北京，拜访各位尚在世的文学名家，北大是我国文学的重要起源地，所以，学校内很多名家都在。我曾经去朗润园拜访了王瑶先生，也曾去拜访过季羡林、金克木、吴组缃先生。学校之外，也去拜访过不少人，沈从文先生、唐弢先生、端木蕻良先生等等，与这些文学大家都有过短暂的接触。作为一部试图涵盖历史的丛书，严家炎先生是必须要去拜访的。所以我就前往严先生当时的家，我记得那时候严先生当时是住在双榆树附近。严先生的家简洁干净，书香气重，家里除了书还是书。我向严先生请教有关图书选目的问题，严先生说，我写《现代文学史》只举到了四百多位当时的作家作品，可是你们的选目中都有五百多位作家，说明你们是下了功夫的。严先生还就书目中几位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与我谈了他的看法，让我受教颇丰。我发现，严先生不愧是教书的先生，他讲话几乎到了出口成章一字不落的程度，只要把他的话记下来几乎就是一篇严谨的文字。我那时还是一个毛头青年，对严先生的这些特点记忆深刻，但是，理解就未必能做全了。

后来我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严先生当时就是中文系主任。负责我们班的老师则是曹文轩师。严老师也给我们上课，讲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严先生的讲课更是严谨至极，几乎完全没有废话，讲一个作家讲一个作品，完全就是一篇非常完美的文章，严先生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几乎从不玩笑。我们都觉得像这样的老师如果能和我们一起开开玩笑，说点轻松的话题，或许能更好。但是，严先生从不。

我毕业回上海后，有一年，严先生来上海，好像是春节，严先生给我电话，我当时正把母亲接到上海新建的最高金茂酒店去小住，就赶紧问了严先生所在的位置，结果也巧了，严先生在上海的老家也正巧就在浦东，距离金茂酒店不远，我就约了严先生来酒店一起见面吃饭。这是我离校之后第一次见到老师，心中有些激动，与老师交谈很多。老师也关心上海的建设，我就做了一些简单介绍。同时我故意全用上海话来说，目的是想让老师能对家乡有更加深刻的印象。

老师一辈子都在关注文学，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家创作状态都很了解。尤其是能从文学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老师的爱好就是读书。而且做人非常低调，从不张扬。这些都是我在老师身上学到的本事，只是自己修养欠佳很多时候依然还是无法遮掩自己要命的个性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