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科纳·克里顿是一个身材魁梧敦实的汉子，他从小就出生并生活在爱尔兰一个叫科里的小城市当中，克里顿的爱好是写小说和创作剧本。而他的职业则是一个很小的企业的主人，他开了几家洗衣店。西方人很流行这样的洗衣店，店里没有店员，顾客只要把要洗和烘干的衣物填进洗衣机里，然后给机器喂上所需要的钢镚就可以了。克里顿说，他就是靠着这样的小店就可以维持生活。看得出，克里顿不是一个贪图财富的人，他关心的是很多看上去与他的生活没多少直接关系的事情。比如，人在生存中究竟在寻找什么？人是真正需要自由吗？很多年当中，克里顿始终都对这样的问题很着迷。他试图通过自己创作的作品，小说或者戏剧，来与更多的人交流。他想告诉人们的是，他的想法是什么。2008年，克里顿接到了邀请他前往中国上海的一个国际写作交流计划。克里顿一时还没有闹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就已经出现在了上海。与她同来的还有也是出生并成长起来的爱尔兰年轻的诗人莲娜·奥沙利文。1983年出生的莲娜长得非常美貌，她的长相当中甚至都有那么一点东方人的美感在其中，唯一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她的身材有很多西方人的那种过于健壮，不，也不是健壮，也不能说胖，反正身躯有点大吧。不然，我认为，莲娜简直就是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莲娜与克里顿不同，她是一个诗人。年轻的诗人认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只要真正投身诗歌创作中，就可获得无穷的乐趣。莲娜是一个生活在小乡村的年轻人，她内心纯净，喜爱叶芝的诗歌。她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叶芝一样的诗人。莲娜也接到了与克里顿一样的邀请，去她从未到过那么遥远的地方，她对她即将要去的上海乃至中国充满着好奇。

把这样一些外国作家邀请来上海，“做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的上海人”，这是由上海作家协会创办的“上海写作计划”当中的一项。外国作家们来到上海，作家协会为他们提供一套临时的住房，每天还有一定的伙食补贴，然后，基本上就是自由活动的时间了。作家们可以到处走，商场、咖啡馆、图书馆、企业、小吃店、也可以乘坐地铁、公共汽车、也可以随便进入上海人的聚居区，与那些已经退休在家的老人、有小手艺的匠人、民工、理发师、大楼清洁工、拾荒者都可以交谈。尽管，交往起来，语言是一个问题，可是，克里顿发现，上海这个城市里有很多人都会那么一点英语，如果发音慢一点，再加上一些简单明了了手势，对方是基本可以明白你想要说什么的。有意思的是，克里顿还遇到过一位非常擅长英语的老者，他不仅与克里顿畅快地交谈，还充当起他与其他上海人交谈的译者，他们从怎么样谋生怎么样赚钱怎么买无比昂贵的房子，一直到怎么样从例如安徽来到上海谋生，怎么安排孩子和妻子，怎么样融入上海，与上海人交往有哪些技巧等等，几乎无所不谈，这让克里顿很是兴奋，他很喜欢这些临时认识的上海友人当中的好几位。与很多正式的场合相比，克里顿说，他更喜欢这样无拘无束的交流。

按照“上海写作计划”的安排，受邀的作家们还要与上海的一些作家做现场交流，交流的方式是，作家们可以对自习写作的观念做一个有中心主旨的演讲。然后，就要接受中国作家的提问和探讨。澳大利亚的天才女作家盖尔·琼斯是一位有着国际眼界和非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具有着强烈民主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她创作的小说《六十盏灯》、《抱歉》都得到了英国布克奖和澳大利亚文学奖，她演讲的题目和内容涉及到澳大利亚对待土著居民的态度和方式，她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尊重原住民的权利和文化，她反对以纯粹西方式的观念去改造土著居民的政策，琼斯的演讲带给人们一种非常宽泛的民主民族主义的主张和情感。尽管她对中国和上海这样纯粹中华民族的国度和城市发展没有说什么，但是，看得出，作家高远的思想境界和想法当中，的确折射出当代文学的某种无边界的文化关怀色彩。

有意思的是，所有受邀作家对上海写作计划安排他们不仅在作家协会金碧辉煌的大厅里面对作家进行演讲，同时还安排他们走进大学，走进图书馆、走进出版社、甚至走近中国一般的读者，演说他们的创作观点，聆听中国作家们的创作感受，这使得他们感到受益很大。最让他们感到亲切的是，他们还被邀请去了好几位中国作家的家里做客。这是西方人最喜欢的方式，作家们或者泼墨书写，或者赠送新作和带有中国民族特点的礼物，这都让他们喜出望外，激动不已。

克里顿说，他没有想到，中国、上海竟然是这么先进的地方，这里的很多人都很和善很容易接近和交往，他觉得，爱尔兰乃至整个欧洲的人们对中国太不了解了。他说，他在结束了这次国际协作交流之后，还准备自费来中国住上一段。美丽的莲娜也很赞同这个想法，作为年轻人，她更愿意把她所看到和熟悉的中国和上海介绍给她的朋友们。我问她是不是在他今后的诗歌当中会出现中国或者上海，她说，只要我的心里有了，就一定会出现。她说话的时候，额前一缕金色的秀发飘起，让我觉得真是美啊。

“上海写作计划”从2008年起步，坚持每年都要请一定数量的外国作家来上海，受邀的作家当中有希腊、爱尔兰、英国、瑞典、挪威、以色列、日本、加拿大、美国、德国和古巴的作家，他们受邀来上海时间一般都在两个月左右，各种活动安排得非常周到和独特，都是作家们喜欢和想要去的地方。发起并主持这个活动的是上海作协主席作家王安忆，她对每次的活动都做前导性的发言和介绍，并对外国作家们的演讲作出自己的评说，这让很多作家感到兴奋。王安忆早年曾与母亲茹志鹃一起参加过由聂华苓主持的美国衣阿华写作中心的活动，相信现在这个上海写作计划也是受到那次活动的启发而形成的，好在这件事情得到了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理解。宣传部认为“坚持数年，必有好处”。这个契合点促成了上海作家协会在作协体制下展开创新的文学交流与写作的计划，这在全国也还是有着创新的意味的，从很多作家不管是受邀的外国作家还是就在上海的中国作家的感受来看，这个写作计划还是真正起到了推进文学创作、拓宽作家创作和思想视野、提高了作家们创作能力的甚至修正作家协会功能的。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作家协会就应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很多参加过这个活动的作家的最突出的感受。我个人认为，“上海写作计划”敢于创新的驱动力是源自开放的中国和准备向外拓展的文化准备。而能将这种文化拓展的勇气表达得那么亲善，那么自如的，“上海写作计划”自有他的独到之处。因此，这是一件值得说一说的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