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记起来是哪一年了，与毕淑敏以及《北京文学》编辑部的一些好友一起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开会。很多人都喜欢叫毕淑敏毕老师，可我还是习惯叫她毕大姐。毕大姐待人温和谦逊，慈眉善目的，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让人觉得亲近。

和毕大姐一样，我也是当过几天兵的人，只不过毕大姐当兵的地方是西藏的阿里，我则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女兵能在西藏高原上当，这本来就已经是奇迹了，还不要说阿里那样的无人区，这让我十分敬佩。

按说像毕大姐这样当兵还学医出身的人，当作家是很困难的。而毕大姐的文学创作当中也没玩什么花样，现代主义或者新小说观，基本没有，可是她就是凭着一股子真诚坦然的心和感情，竟然就把不大好对付的读者给感动了，硬是把那么多对西藏和军队生活陌生的眼光给拉了过去。

然而更加叫人难以想象的是，毕大姐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又开始到北京师范大学去学习起了心理学。我记得当时连王蒙都没怎么看好着件事。毕大姐还征询我的意见，我也是不知所以。结果呢，几年之后，在重庆举办的那次全国书展上，毕大姐的《女心理医生》据说竟然卖出了40万册，这个数字让我听上去有点天方夜谭的味道。

那么多年过去了，毕大姐总是怀着一种不变的真诚之心，和随口而出像诗一般的语言，在读者当中积攒着广泛的人缘，不论她是继续说着她在西藏当兵时的故事，还是带着儿子周游世界，都一样地受到读者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善于解读各种复杂文学现象的批评家，可我却没有看到一篇关于毕淑敏现象的解读文章或者高论。中国评论之所以容易被人看低原因也在这，那就是绕开难题专拣别人不知道和容易说的事去发挥，这样的评论为人所轻视实在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