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生命之花5.12》

2009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四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年后的今天，一朵纯白色“生命之花”静穆而庄重地在广州绽放。

　　一年前的此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吞噬了8万多个无助的生命，其中就包括一对花样年华的双胞胎姐妹——琦琦和佳佳。而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生命之花”，正是先锋艺术家舒勇以这对姐妹的骨灰为材料所创作。据舒勇介绍，“生命之花”是一组三件不同尺寸的雕塑作品，其中最小的也是最精致的一朵将回到琦琦和佳佳的父母手中，另外两朵则计划分别赠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四川汶川地震博物馆永久收藏。

　　去年6月，舒勇在灾区获得琦琦和佳佳的母亲赵德琴的同意，将其女儿骨灰捐出来制作这组用以悼念逝者、象征不屈生命的雕塑作品。从那一刻起，国人对此的质疑与争议再也没有停息，直到如今伴随着哀悼和悲伤而迎来“生命之花”的绽放，所有的硝烟才得以消散。

　　显然，一件用受难者的骨灰做成的雕塑作品，一位被认为是热衷于制造话题的艺术家，以及一份属于捐赠者与艺术家之间的协议……这些都为引来的无数冷眼和流言非议提供了不错的理由。

　　确实，这样的一朵“生命之花”，它是凄美的，是叫人无法忘记灾难带来的痛苦回忆。不过，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回避历史的人是否是一个弱者”，而应该去问问在此艺术品背后的诸多争议，是否仅仅是艺术家一个人的问题。当人们忙于质疑其初衷及背后的道德伦常之际，又有没有人想过自己是否已经忽视了、甚至根本没有去考虑艺术的自身价值。实际上，“生命之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映射出当下人们对艺术普遍关注的往往只是在商业炒作上的一个标签，也就是被“妖魔化”的艺术品，以及被“市场化”的艺术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主动去模糊了一个相对的价值尺度，一个关于艺术自身的价值尺度。

　　譬如，对于自己的作品，舒勇曾经说过：“我这次的创作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表示对死难者的尊重，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保存逝去的生命，同时这件作品象征了人们共同的期待。特别是在灾难过后的第一个母亲节中，对于失去孩子的母亲是最为难过和痛心的，大家都很关心我的进度，他们的这种关心就像是在期待新生命的诞生的那种心情，充满着欣喜。在经过巨大伤痛之后，这些母亲们还能为社会、为国家着想，这是很不容易的。”在他看来，“生命之花”的绽放正如婴儿的诞生，如此具有意义和价值，不但不是对生灵的蔑视，反而是对人类生命最大的尊重。偏偏听者更愿意将精力放在考究这一番话的真与伪，而丝毫无法顺延其意，让自己走进作品当中去静心聆听其质朴的发声。

　　我们必须承认，当一件作品不同于寻常，那么为人所不容的风险与呼声总会有的。此时，如果说“炒作之嫌”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艺术家设在“吸引眼球”背后的思考也同样是不容置疑的。毕竟，所谓的当代艺术，其背后的文化诉求最终正是来源于艺术家对现实的拷问，对自我的拷问，对人性的拷问。这就是今天众人口中所说的“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型”，如此一个宽泛得足以令其丧失意义的命题，恰恰为公众提供了今日阅读艺术的一个明确指向——艺术家正在努力地将艺术还原成为社会大众的直接资源。所以，我们看到了穿越重重阻力而终究绽放的一朵纯白色“生命之花”，更看到了人们在一片静谧之中点燃了512支蜡烛……此时此刻，“生命之花”在摇曳的烛光中所显露出的纯美与坚韧，才是艺术家与公众眼中共同的、不容忽视的唯一。而这只需要我们抛开那些紊乱的、伪装的观念，真正用心地去正视艺术的严肃性与社会性，那就不难看出其自身的价值所在——以升华的方式作出对生命的探讨与追溯。它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在今天已逐渐走出“象牙塔”，努力拉近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必然。希望围绕着“生命之花”的功过是非这些纠缠不清的戏份，在今后不再继续上演，毕竟艺术不是娱乐，它自身的价值不容忽视。

                                                                       ■新快报记者 陈煜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