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子妈更名改姓为“床上的艾丽丝”,也在新浪开了博,高智商之文特别有趣,我已经做了连接。目前她的来访人数高达二百人,特贴此旧文,以示祝贺。

源泉来自内心之中
――读刘春长篇小说《半边人》
读完刘春的长篇小说《半边人》,好似大热天站在了强冷风口,直觉得过瘾。联想起前几天看到的一篇著名作家的专访,该名家在里面痛心地说:“现在的中国文学在梦游,根本不清醒,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念去走路。”我这人喜欢危言耸听的说法,所以对此深表赞同。那么何以如此呢?他分析道:“现在中国是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作家从生活中找不到可能产生思想和精神的素材,在生活中采集不到火种,所以无法燃烧起来。”看到这里我就十分绝望――那岂不是说,在无法预计其长度的将来,我们文学青年将不可能看到由中国人写出来的好作品了吗?因为“物欲横流的时代”不知道啥时候才能结束呢,这时代不结束,作家同志在生活里就采集不到“思想的火种”;采不到火种,那肯定就写不好东西;为了作家同志写好东西,不来个“存天理,灭人欲”我看是不行;可如今这年代,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经全体人民同意就去“灭人欲”,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思来想去,有生之年我是看不到中国人的好作品了,身为文学青年的我,是多么悲痛啊。
好在刘春的《半边人》把我从悲痛中拯救了出来,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她才好。获得了精神安慰,再回头去看该名家的说法,忽然觉得他这好像是在给广大作家同志推卸责任――明明是自己没有“思想和精神”了,却说是生活没提供给他。我“不禁要问”:生活又给刘春额外提供了什么呢?她却写出了如此奇妙的《半边人》,她却能讲述如此平凡却充满奇思异想的故事!兴奋之下,我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转述一番:
毕业于北大外语系的南昌女孩小白年近三十了,仍是单身。她在北京上班,玩,为了能够结婚,每半年结识二至三个三十岁以上的单身汉,目前的这个叫鲁宾,北大毕业的社会学者,两人用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方式谈恋爱――录音,作笔记,有时要进行一些和爱情有关的理论探讨。正当此时,小白的父亲生了脑病,她只好回南昌和家人一起照顾他。从此,一切精彩都展开在病房里:这位右半边莫名亢奋而左半边瘫痪不起的父亲,由于脑部生病而进入怪诞的谵语状态,他与小白和家人之间以一种超乎现实的语态和逻辑进行交流与纠缠,言语里变形地流露出大量的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父亲的那些来源于革命暴力时期的话语和思维,以现在进行时状态,混进了他的因患病而失去了理性管束的原欲冲动里。扭曲、赤裸、灵异而无能地,这位父亲横陈在90年代末的一间脑科病房里,横陈在他的女儿、妻子、护理员和医生之间,成就了一道充满幽默、烦闷和深思的奇观。小白一边照顾着父亲,一边和前来探望的鲁宾继续着社会学式的恋爱,继续着大段大段的独白式倾诉。由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小白的“审父”与“自审”融为一体,最终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孤独的社会女性梳理自己生命之谜的残酷旅程。
《半边人》实际上探讨了“父亲形象式微”给女性带来的生命影响,这是由深刻的个人体验引发出来的非个人化的精神命题,是一种尽人皆知的“生活”,但是只有刘春对此加以表现。她还以举重若轻的灰色幽默手段探讨了父亲是“何以式微”以及“如何式微”的――父亲的那些令人捧腹的胡言乱语,是他的精神已无可救药地遭到暴力革命阉割的表征――革命话语甚至已成为他的潜意识。以反讽性的“笑”来表现这一悲剧性真实,以及这一真实给“女儿”一生造成的性别确认与自我确认障碍(“女儿失去了观照对象,这给她们今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她们只好盲人摸象一样寻找男性偶像。”小白轻描淡写地对鲁宾倾诉道。),使《半边人》已远远超出一个女人对个人境遇的探求,而进入到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开放的“社会性对话”之中。而长篇小说的“对话性”,正是巴赫金所指认的这一文学体裁最可赞美的特性,也正是当前中国文学最稀缺的品性。
那么,这部小说里到底有些什么生活呢?无非是一间病房里的一个胡说八道的病老头子,和一个对自我的存在时时保持着敏感反思的“老姑娘”罢了。题材狭窄,单调,边缘。专关怀时代大潮的主流作家看不上――太小,反映不出问题;专写酒吧和床的另类作家更看不上――灰秃秃的,不够“炫”,到哪表现个性和奇迹呢?然而,这就是杰作的特征:它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在的“生活”,其光芒只来自作家内在精神的独特与开放。好的作家不是拥有过很多生活的人,甚至也不是“善于从生活中采集火种”的人,而是其内心深邃广大、遍布谜案、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有强烈的追问内驱力的人。其作品里的“生活”,不过是其内心追问的外在化罢了。如果作家内心疲弱,精神贫乏,作品里的“生活”再花花绿绿充满奇观也是于事无补。(当然,文本必须“生活”细节扎实、不犯常识错误等等,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半边人》真是新生代文学值得庆贺的果实,而这一果实,恰恰是作家本人忠于内心且才能卓异的结果。
2002年7月25日
好在刘春的《半边人》把我从悲痛中拯救了出来,我真不知该怎样感谢她才好。获得了精神安慰,再回头去看该名家的说法,忽然觉得他这好像是在给广大作家同志推卸责任――明明是自己没有“思想和精神”了,却说是生活没提供给他。我“不禁要问”:生活又给刘春额外提供了什么呢?她却写出了如此奇妙的《半边人》,她却能讲述如此平凡却充满奇思异想的故事!兴奋之下,我忍不住要把这个故事转述一番:
毕业于北大外语系的南昌女孩小白年近三十了,仍是单身。她在北京上班,玩,为了能够结婚,每半年结识二至三个三十岁以上的单身汉,目前的这个叫鲁宾,北大毕业的社会学者,两人用一种社会学研究的方式谈恋爱――录音,作笔记,有时要进行一些和爱情有关的理论探讨。正当此时,小白的父亲生了脑病,她只好回南昌和家人一起照顾他。从此,一切精彩都展开在病房里:这位右半边莫名亢奋而左半边瘫痪不起的父亲,由于脑部生病而进入怪诞的谵语状态,他与小白和家人之间以一种超乎现实的语态和逻辑进行交流与纠缠,言语里变形地流露出大量的历史记忆和个人经历。父亲的那些来源于革命暴力时期的话语和思维,以现在进行时状态,混进了他的因患病而失去了理性管束的原欲冲动里。扭曲、赤裸、灵异而无能地,这位父亲横陈在90年代末的一间脑科病房里,横陈在他的女儿、妻子、护理员和医生之间,成就了一道充满幽默、烦闷和深思的奇观。小白一边照顾着父亲,一边和前来探望的鲁宾继续着社会学式的恋爱,继续着大段大段的独白式倾诉。由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小白的“审父”与“自审”融为一体,最终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孤独的社会女性梳理自己生命之谜的残酷旅程。
《半边人》实际上探讨了“父亲形象式微”给女性带来的生命影响,这是由深刻的个人体验引发出来的非个人化的精神命题,是一种尽人皆知的“生活”,但是只有刘春对此加以表现。她还以举重若轻的灰色幽默手段探讨了父亲是“何以式微”以及“如何式微”的――父亲的那些令人捧腹的胡言乱语,是他的精神已无可救药地遭到暴力革命阉割的表征――革命话语甚至已成为他的潜意识。以反讽性的“笑”来表现这一悲剧性真实,以及这一真实给“女儿”一生造成的性别确认与自我确认障碍(“女儿失去了观照对象,这给她们今后的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她们只好盲人摸象一样寻找男性偶像。”小白轻描淡写地对鲁宾倾诉道。),使《半边人》已远远超出一个女人对个人境遇的探求,而进入到一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开放的“社会性对话”之中。而长篇小说的“对话性”,正是巴赫金所指认的这一文学体裁最可赞美的特性,也正是当前中国文学最稀缺的品性。
那么,这部小说里到底有些什么生活呢?无非是一间病房里的一个胡说八道的病老头子,和一个对自我的存在时时保持着敏感反思的“老姑娘”罢了。题材狭窄,单调,边缘。专关怀时代大潮的主流作家看不上――太小,反映不出问题;专写酒吧和床的另类作家更看不上――灰秃秃的,不够“炫”,到哪表现个性和奇迹呢?然而,这就是杰作的特征:它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在的“生活”,其光芒只来自作家内在精神的独特与开放。好的作家不是拥有过很多生活的人,甚至也不是“善于从生活中采集火种”的人,而是其内心深邃广大、遍布谜案、对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有强烈的追问内驱力的人。其作品里的“生活”,不过是其内心追问的外在化罢了。如果作家内心疲弱,精神贫乏,作品里的“生活”再花花绿绿充满奇观也是于事无补。(当然,文本必须“生活”细节扎实、不犯常识错误等等,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半边人》真是新生代文学值得庆贺的果实,而这一果实,恰恰是作家本人忠于内心且才能卓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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